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过：“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就总体特色而言，唐诗重情趣，宋诗重理趣。特别是盛唐诗歌，充盈着一种青春活力和激情想象，即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弥漫和律动着一种青春的气息。著名诗人林庚先生将这种气息称为“少年精神，盛唐气象”。
唐代诗人大都喜欢用热烈的情感来感受生活，把热烈的情感写到诗中。诸如：“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充满激动人心的激情和感发人心的力量，读了让人振奋、心神荡漾。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唐诗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温馨的平等友善精神
我们知道，从生命的意义上讲，人都是平等的。唐代诗人在人际交往中能够树立平等理念，不分地位高低，出身贵贱，一律真诚相待，平等相交，洋溢着友善温馨的气息。
如诗仙李白晚年在安徽马鞍山时，皖南有泾川豪士汪伦特别喜欢李白，遂致信诡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一见有美景美酒便欣然前往。到了一看，山村很小，遂不解发问。汪伦乃笑告曰：“‘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白闻之开怀大笑，款留数日，离别时汪伦亲自送行。李白感其美意，写了著名七绝《赠汪伦》。
又如诗人兼画家王维，多才多艺，在盛唐诗人中享有盛誉。但他与普普通通的诗人也都能友好交往。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中的元二，就是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只知他姓元，排行老二，连什么名字都湮没无闻，但这首诗却是唐人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
王维还有一首《送沈子福归江东》诗，所送沈子福也是一位籍籍无名的诗人：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诗人将自己对朋友的相思之情明喻为春色：春色无边，则对你的相思之情无边；春色无处不在，则相思之情无处不在；你走到江南也好江北也好，都置身于浓浓的春色之中，那包围着你的浓浓的春色，就是我的相思之情在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你。何等温馨，何等热烈！
唐代诗人相互之间能心心相印，命运与共。人之相知，莫过于知心；知心莫过于命运相通，惺惺相惜，比如，李白与杜甫。公元744 年，44岁的李白失意地离开长安来到洛阳，遇见了33 岁的杜甫，两个人一见如故，携手漫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描写与李白一起游玩的美好时光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分别后，李白写过两首诗怀念杜甫，其中有句曰：“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更是感情深厚，写了十五六首诗歌怀念李白。特别是李白因“从璘”案入狱后，杜甫写下《不见》诗：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诗人向世人表明，对于“皆欲杀”的朋友，自己却独独怜惜其才华和人品，坦荡地表达对朋友蒙冤的深切同情。
高昂的进取精神
当时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有所作为，通过立边功求取封侯，出将入相，时代激发了读书人投笔从戎的热情和尚武精神。正如李贺的《南园》诗写道：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此诗抒发的就是唐代诗人的这种不愿久事笔砚之中，渴望到边疆去施展才干的豪情和心态。
唐人边塞诗十分发达，着力抒发诗人们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和高昂乐观的进取精神，具有为强大国力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高适的“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谁不知道到边疆打仗的艰苦呢，但好男儿为了国家，纵然是战死沙场，化成白骨，那白骨也是香的。为国捐躯，纵死不辞，何等豪情！
在其他题材的盛唐诗歌中，也同样充满了激情。如李白的《行路难》中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画鹰》中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李颀的《送陈章甫》中曰：“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这些诗句都展示了诗人的自信和力量，让人激情涌动，昂扬奋发。
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
古代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修齐治平，奉献自我，造福社会。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读书人历来具有“达则兼善天下”的报国济世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了从古到今一代代知识分子精神里的优秀基因。
唐代诗人中，杜甫被尊为“诗圣”，圣在哪里？圣就圣在他总是从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民的不幸；越是想到他人的不幸，越是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杜甫晚年在成都草堂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头写道：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他提笔就写茅屋被秋风刮破的情景，很有冲击力，给人一种极度紧张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接下来写狂风之后又下起了大雨，诗人的屋子到处漏雨，一家人通宵难眠，写自家人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最后一段写诗人在痛苦不眠之夜所产生的宏伟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如果能有广厦千万间，庇护着天下穷苦的人，生活都能够非常的欢乐温暖，那该多么好啊！诗人从自己眼前的不幸遭遇，联想到天下人民的不幸，从而产生了一种甘愿为天下人民的不幸，而牺牲自己的伟大情怀。“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什么时候眼前能高耸起广厦千万间，让天下的人都住进去，我一个人受冻，哪怕是冻死了也心甘情愿。全诗在此高潮中戛然而止，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利他主义精神，一种为了他人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崇高胸怀！
这里我们将杜甫的诗和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诗作一个比较。白居易前期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共六十首诗，表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
有一年，白居易夫人给他新做了一件布裘，诗人穿在身上很暖和，于是写了《新制布裘》，前面说这件布裘怎么好、怎么暖和，最后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这是化用《孟子》中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接下来说：“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如果能找一个万里大的裘衣，把四面八方都盖裹起来，人们都像我一样暖暖和和，普天下就没有饥寒交迫的人了。白居易也很了不起，但宋人黄彻在《䂬溪诗话》中说：白居易是“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宁苦身以利人”。白居易说我暖和了，推己及人，希望天下人跟我一样暖和；杜甫说只要天下人全暖和了，只有我一个人冻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我们称杜甫为诗圣，圣就圣在“宁苦身以利人”。
（摘自《博览群书》2024 年第2 期，本刊有删节，佟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