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少年周恩来曾写过武侠小说。当时周恩来在天津读中学，师从韩慕侠等武术名家习武，锻炼体魄，同时也想借小说移风易俗，改造社会。
1914 年10 月和1915 年4 月，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在《敬业》杂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小说《巾帼英雄》。今天只能看到前两期的连载版本，该刊第三期已佚，亦无法考证是否写完。目前能看到的版本虽是一篇插叙、倒叙相结合的短篇小说，但主角明确，故事线索清晰。以女侠、书生与老仆三人在外的行程为线索，似为后续章节做准备，而此行沿途艰险，多匪寇威迫。少年书生每每“如堕愁海中”“趑趄不前”；老仆则每每夸下海口，内心实怯；只有青衣侠女面对艰险面不改色，一路保护书生。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他写了一个“书生无胆，少女多能”的故事。
中间还插叙了女主人公洪飞影嫉恶如仇，劫狱救走张氏翁媪的故事，最后交代青衣侠女就是保护书生前行的洪飞影，用以补充关于侠女的性格、事迹方面的叙述。故事中出现的男性角色如书生、老仆、县令、张翁等皆寡力而胆薄，或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或本身就是恶人。在颠倒性别、地位的表达中，唯有洪飞影堪称“英雄”，如此“阴盛阳衰”的情节架构既是当时侠义、公案小说的流行写法，也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承担社会重要职能的男性精神力量、人格气禀的不满。
纵观以往旧小说，参而考之，周恩来这个故事的底本或脱胎自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同是侠女牢狱救书生的主线，二人后来喜结连理，侠女放下以往的行侠仗义，变得温柔体贴，辅助书生考取功名。周恩来对这个结局颇为不满。另一个反传统小说书生侠女爱情模式的线索是洪飞影形象的高度男性化：其打扮的色调为“青”，青色在旧时的布艺染烫中泛指黑色，洪飞影从小“天生丽质”，却“不束足”“不曳裙”而好“作男子装”。作者还插了一句很重要的批语：“吾华俗尚早婚，闻之必当咄咄，至在欧西，则无足怪矣。”侠女之怪，是在一定的文化体系内，性别表现的颠倒，在当时为怪，而放诸现代文明话语体系中，则无足怪也。
周恩来的小说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武侠小说侠义加爱情的模式，二人关系既非兄妹，亦非夫妇，仅仅是搭救与被搭救、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故书生因无胆而配不上多能之侠女，隐含着对民国初期社会转型中男权话语的批判，呼吁的是男性的自强。
周恩来之所以在小说中表现出如此鲜明的性别意识，凸显女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位置，也基于当时“缺少什么就呼唤什么”的社会心理结构。男女社会地位何者为先与如何解释侠客精神，只是周恩来少年写作的表层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新与旧对立层面的文明社会结构的找寻，以及对哪些传统精神成分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的探究。
到了1919 年，周恩来、邓颖超组织的觉悟社已经广泛吸纳男女同学。他们后来更倾力支持女权运动同盟会，筹办《女星》旬刊、《妇女日报》等报刊。周恩来夫妇在积极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也真正促进了一代书生的自强和女性的解放。
（摘自《书屋》2024 年第2 期，范李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