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整理了上周办活动拍的照片，把有我出镜的都挑出来，调侃道：“你什么时候都笑得很灿烂。”我凑过去一看，每张照片上的我都龇个大牙，灿烂是真灿烂，丑也是真丑。
事实上，我在镜头前开怀大笑，是近一年来才有的事。我在12 岁到23 岁的十一年间，没有留下一张露出牙齿的照片。
一
10 岁那年，一次普通的逃生演习，我跟着大部队往前跑，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重重摔在了地上。我爬起来，准备跟上同学们的步伐，突然一股大力狠狠撞上我的背，我被重重拍在地上，脑门和水泥地来了个亲密接触。我趴在地上，蒙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有人砸在我身上。忽然，我瞥见地上有个白色的小东西，嘴里也不太对劲，伸手一摸，两颗门牙都从中间断开了。
父母得到消息后，赶到学校带着我火速前往医院。妈妈问医生能不能把牙齿重新接上，医生斩钉截铁地说：“接不了。做根管治疗吧，把牙根保住，等到18 岁牙齿发育成熟后，再在真牙的基础上做烤瓷牙套。”
当晚睡前，我照常拿起牙刷端起漱口杯，牙刷触碰到牙齿怪异的感觉让我抬头去看镜子里的自己。我怎么也没想到，下一次重新看见牙齿完整的我，是十年后。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好像我摔断了牙只是件小事，该上学上学，该和朋友玩就和朋友玩，朋友不可能因为这种事跟我疏远。直到上了初中，我遇到的第一个同桌是个男生。我笑着向他打招呼，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牙齿不能去补一下吗？”我认真地解释：“医生说18 岁以后才能补。”他说：“那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嘴挡住，你的牙太丑了，我不想看。”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后知后觉感到难过。尽管这两年，常有亲戚在我面前念叨：“小女孩这么小就毁容了，找对象可怎么办？”通常我妈会生气地反驳：“怎么说话的？什么毁容？小孩18 岁就能补上了。”转头对我说：“别听他们瞎说，你没毁容。”
是的，我没毁容，我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每当听到亲戚们的“哀叹”，我都在内心鄙视他们想得太多。可如今，过去听到的每一声“毁容了”与同桌的“太丑了”汇聚在一起，逐渐成了我负担不了的重量。
同桌联合了一众“好兄弟”偷我的凳子，趁我上厕所的工夫在我课本上乱涂乱画，路过我的时候齐声喊“丑八怪”，然后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大笑声。
我不是没反抗过。我去找班主任，班主任说：“但凡你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也不至于倒数。”我向妈妈求助，她说：“你去买点同桌喜欢的东西，跟他道个歉，他就不会针对你了。”可我觉得，我没错，凭什么要我道歉？
偶尔，我甚至会羡慕新闻里被肉体上霸凌的人，如果我也被打了，是不是就能挺直了腰杆告诉不当回事的大人们：“我被霸凌了！救救我！”
二
“丑八怪”这个词贯穿了我的整个初中时代。我从未觉得自己丑得不能看，也没有一次刻意抬手挡住嘴，但日复一日的“丑八怪”还是不可避免地对我造成了影响。我和别人说话时会尽可能控制嘴唇开合的幅度，稍微低下头让门牙的位置不那么显眼。
终于，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满18 岁了，我迫不及待地求妈妈带我去修补门牙，准备去大学开启新生活。但医生检查完之后摇了摇头，告诉我一个噩耗，我虽然成年了，牙齿却没有发育到成年人的水平，只能再等等。
在大学里，我像其他女孩一样买漂亮的小裙子，和朋友拼单买五颜六色的化妆品，在每一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出门的时候，心里一个声音就会响起：就你长得这样子，还打扮自己呢，不嫌丑。我站在门口纠结半天，最终回去把脸上的妆容默默卸掉。
朋友在学校对面的美妆店买了双人彩妆套餐，邀请我一起去体验。专业化妆师的水平真的很高，镜子里的人漂亮得不可思议，我反复变换角度欣赏自己的美貌，不由自主地笑了。化妆师皱着眉看我，突然说：“不要笑，你只能当冷美人，一旦露出牙齿就太丑了。”
化妆师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彻底没有了在牙齿补好前臭美的心思。
20 周岁生日过后，我再次前往医院。医生检查完又一次皱起眉：“你的牙齿还是没发育好，不过，你都20 了，牙齿不大可能再发育，就这样做吧。”
很快， 我做了根管治疗， 等待两周， 再去切除一部分牙龈，又过一周拆线，拆线完再等一周……从七月到来年一月，我的门牙从半截到磨成小小的两块，再到装上临时牙套，最后终于换上烤瓷牙套。
我期待了足足十年，咧开嘴，终于看见两排整齐的牙齿。可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想象中的变化。面对镜头，我仍然会本能地抿起嘴唇，定格出一个不露齿的微笑。
我尝试面对镜子练习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却总觉得不对劲，怎么看怎么奇怪。
三
大学毕业，我选择考编，很顺利地进了面试，家里为我报了六天六夜的面试集训。
面试培训班上，老师点评道：“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笑起来从不露牙齿？”我不想回答，老师看出了我的抗拒，体贴地跳过了这个话题。
集训的第三天晚上，连续三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都累了，老师提出做个游戏放松放松，轮流发言说点什么，生活、爱好、烦恼，只要能表达当下的想法就可以。轮到自己时，我本想敷衍过去，但或许是连续三天和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积攒出来了信任。我看着老师鼓励的眼神，最终直面了先前逃避的问题。
我讲初中毕业之后仍经常“光顾”我噩梦的同桌，讲初中班主任，讲化妆师，讲我的父母。我怨恨他们所有人，更怨恨自己的懦弱。摔断牙齿是我的错吗？丑是我能决定的吗？为什么父母没有成为我的后盾？为什么“太丑了”“不要笑”一次次回响在我耳边？为什么我不能坚强一点，为什么要如此在意外界的声音？
说着说着，我从抽泣变成号啕大哭。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等我安静下来，老师说：“你的首要目标就是学会怎么笑。”
第二天，老师把手机架起来，摄像头对准我。她的方法说来也简单，说笑话、挠痒痒，想办法让我笑，再从录像中截取我笑得最自然的样子给我看。晚上，她给我看照片，我和其他学员还有老师打打闹闹，每个人都笑得生机勃勃。
也许是长久憋在心底的情感终于有了发泄的口子，也许是自己不再找“来日方长”的借口，发自内心想改变，也许是与外界隔离的集训生活给了我安全感。结课的那晚，老师提出大家一起合个影。他们把我簇拥在中间，比出剪刀手，每个人都在灿烂地笑着，包括我。
考编成功后，我突然想拍一套自我10 岁后再也没拍过的写真。摄影师拍了几张，提醒我：“小姑娘不要笑得太夸张，含蓄点。”放在过去，我一定会疯狂内耗，但现在我想说：“我就喜欢笑，再丑也是我。”
时至今日，时不时还是有人让我不要笑得满嘴牙都露出来。但我不听，我就要笑，与过去不敢笑的自己彻底告别。正如汪曾祺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八方留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