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卡车20多岁了，车漆脱落，车身满是锈迹。按照国家标准，它本应在8 年前就被回收、销毁。
李晴把它运到了北京，装饰好，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作为她的毕业作品。关于这辆卡车，她记得父亲曾说，“你就是靠它读的大学”。
旧卡车以前没有名字，它运煤、运水，和村里30多辆卡车一起，灰头土脸着。今年5 月，它有了名字，叫《被黑簇拥的蓝》。车斗里贴上马赛克瓷砖，装满水，水倒映着天的蓝。
“‘黑’是煤炭，‘蓝’是建立在‘黑’之上的美好明天。”李晴在村里废弃的煤矿完成了她的作品。她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读书。在毕业前夕，她想致敬父亲，也期待父母能更理解她的专业。
李晴和卡车同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在老家煤矿运煤，回家时洗完脸、衣服，水都是脏的。靠拉一吨吨煤，父亲在市区买了房，供李晴读书。
她还有两个姐姐，一家五口常挤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后来，煤矿关了，父亲给缺水的村子拉水、送水，收入支撑女儿学艺术的费用。“如果没有这辆卡车，就没有我的今天。”李晴说。
她爬到车斗里，透过驾驶舱后的玻璃，拍下父亲开车的场景，玻璃上积攒的灰尘，是她为父亲艰辛的工作找到的注脚。在设计卡车阶段，李晴还想过，在车斗里放上煤、家庭的旧物、照片，种上庄稼，或者搭建梯子，表达父亲和卡车支撑她走到今天的意思。
最终，她和老师一起定下了方案，卡车斗改成泳池的模样，戴上黄色安全帽、脸上涂黑的煤矿工人泡在水里，对着镜头比“耶”，露出白花花的啤酒肚，时不时发出笑声。
李晴的家乡牵牛镇村位于阳泉郊区，阳泉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加工基地之一。1996年，父亲李建堂成为一名运煤工人，靠拉煤，一年能挣几千元，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李晴的记忆里，家对面煤矿的烟囱总飘着烟。煤尘四处飞扬，人的鼻涕都是黑的。衣服洗完晾晒，风一刮，粘上一层煤灰。后来她到北京上大学，跟同学讨论当代艺术，四处看展览，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阳泉只有一个展览馆，大街上的年轻人也很少”。
在李晴的记忆中，父母一直很节俭，什么都舍不得扔。“他们已经习惯了吃苦，身体和思想都停留在那个时代。”但父母却把女儿托举到了艺术的世界。小时候，李晴喜欢动漫，立志当一个画家，母亲便给女儿报了培训班。上课时，听老师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就能当画家，李晴又想走艺术特长生的路。
“特长生花费大。”父亲起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女儿。“孩子愿意干的事是珍贵的事。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孩子不高兴，我心里也难受。”他说。
为了支持女儿学艺术，父亲更卖力地工作。李晴回忆，父亲那时早上五六点就开着卡车出去拉水，到晚上才回来。但李晴第一年高考文化课没过线，她想复读，亲人都觉得风险大，只有父亲支持她，“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她愿意的事就好说”。
第二次，李晴没让父亲失望。她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父母贷款3 万多元交上了女儿的学费。知道父母不易，李晴在学校很努力，她带着作品走进上海、北京的艺术展，获得过十几项荣誉和奖金。她给父母买了两部新手机，剩下的钱用于毕业创作、还贷款。业余时间，她还在学校勤工俭学，骑着轮滑车给同学取快递，挣零用钱。
为李晴骄傲的同时，父亲其实不太了解女儿的专业。听说女儿要把卡车车斗改造成泳池，他的第一反应是“胡闹”。但听到女儿说“不改装我就毕不了业”，又妥协了。
虽然不明白这么改造的意义，但他能感觉到，女儿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李晴记得，改造过程中，有个村民站在自家房顶上，看到这一幕，问李建堂“在干啥”？父亲自豪地说：“我这辆车要去北京了！”
改造完成后，李晴邀请当矿工的表哥和他的同事进入“泳池”玩耍，表达一种“回馈”的意思。她希望自己的作品，“为我的父亲和家乡做一点事情”。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作品展出后，有人评论：“为什么这些煤矿工人的身体这么白？”“他们就觉得矿工应该黑不溜秋，其实他们（工作时）不接触太阳，相比其他工人还要白一点。”
看到网上的各种评论，父母“有点理解”女儿的专业了。
在中央美院今年的毕业展览中，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共有40 多部，其中很多作品都引发人对自我探索、家庭教育的思考。但学院最终还是把一个一等奖名额给了这辆象征“过去”的旧卡车，另一个则给了探索未来人工智能的作品。
老师向李晴解释：“它引起了更多人共鸣和思考。马赛克的蓝色、安全帽的黄色，在一种社会洪流下，呈现出一种欢乐的基调，给人以力量。”老师还鼓励她，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语言，把家乡的人展现给更多的观众。
这也是李晴一直在思考的，“我生在乡村，有自己的特殊性”。学校组织学生去村里调研，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打地铺，虫子多，也没有空调，很多同学受不了，但她觉得没什么。获得本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李晴选择了乡村美育和社会振兴的读研方向。“基于乡村去做艺术创作，赋予它们艺术价值。”这是她打算为父母和家乡做的下一件事。
（摘自“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