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曾引发过旷日持久的讨论：“ 披萨不就是大饼吗？寿司不就是米饭加菜吗？”这个问题说者不屑，听者心烦，这不仅仅是“你不懂”“你矫情”的问题，而是“我们以何种方式观察世界”的问题。
当我们说床的时候，我们知道“床”大概的外观是什么、功用是什么，但并不确定具体的形象。床可以是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方的、圆的、美的、丑的，不管这些性质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判断出“这是床”。
柏拉图认为木匠制造“床”时，脑中就有一张“床”，制造床的过程就是“模仿”这张床的过程。他把木匠脑中那张床的范本称为“理式”。在此，我想借用一下“理式”这个概念。世界上的东西千千万万，人的大脑在认知这些东西的同时，会把它们整理、归纳，方便记忆和判断。
我知道大饼的“理式”：圆圆的，面粉做的，烤制的，有馅儿或者没馅儿的。如果是方的，那我可能会犹疑这算不算大饼；如果不是面粉做的，我会确认那不是大饼，那是玉米饼、高粱饼、豆饼等；如果不是烤制的，我会称之为煎饼、蒸饼。
当我第一次遇到披萨的时候，我有两种选择：
1. 把披萨归类为“ 大饼”的理式，馅儿在上面的大饼。
2. 新建一个叫“披萨”的理式：面粉做的，烤制的，上面会配芝士或菜。
人之初，性本懒。添加新的理式相当于在硬盘上新建文件夹。
让我们来做个假设。假设刘奶奶是个勤俭节约很少外食的人，她预测自己将来遇到披萨的机会不多，觉得没必要新开文件夹了，就说：“披萨不就是大饼吗？”然后把对披萨的认知归类到大饼的理式中。
假设刘小小是个刚到大城市的青少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没真正开始呢，将来肯定还会遇到披萨，就说：“原来这叫披萨，我知道啦！”后来他果然遇到了很多披萨，芝心的、铁盘的、方的、圆的、搁龙虾的、搁香菜的。
我们再假设刘奶奶大病一场后性情大变，病愈后老当益壮开始放飞自我，到处旅行——
第二次遇到披萨， 她说：“哦？那不是薄边方盘的大饼搁了点芝士和火腿嘛！”
第三次遇到披萨， 她说：“哦？那不是厚底的火焙大饼上面搁了龙虾肉嘛！”
第四次遇到披萨， 她说：“哦？那不是薄底大饼涂了层番茄肉末嘛？”
第五次遇到披萨，她说：“累死我了，这是披萨。”
她的“大饼”文件夹里类型太多，管理起来太麻烦，为了省力，她新建了一个叫“披萨”的文件夹。
假设刘小小到了大城市后觉得不适应，选择回到乡村种地。五年内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遇到披萨，连“披萨”两个字也从记忆中褪色了。你让他回忆起五年前那个吃了披萨的夜晚，他一拍脑袋：“那大饼味道不错，叫什么来着？”
他的“披萨”文件夹常年不用，被大脑删除了，为了不损失信息，大脑把披萨归类到“大饼”文件夹下。
你问我披萨到底是不是大饼，我说这因人而异。说“披萨是大饼”既没有侮辱大饼也没有瞧不起披萨，这主要看个人对信息处理的需求。比如，作为一个绍兴酒爱好者，我脑袋里不仅有个“黄酒”文件夹，下面还有“料酒”和“饮用酒”文件夹，“饮用酒”文件夹下还有“绍兴酒”和“非绍兴酒”文件夹，“绍兴酒”文件夹下还有“元红”“加饭”“善酿”“香雪”四个文件夹，其中的“加饭”文件夹下，还有“花雕”“女儿红”“状元红”“太雕”文件夹……
文件夹的层次深度往往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可以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提到，非洲喀麦隆的原始部落，多瓦悠人关于不同的树叶以及树叶的不同状态有种类繁多的名字；常年处于天寒地冻的爱斯基摩人对几十种不同状态的冰雪有各种命名；宗族社会下的中国人则对亲属关系非常敏感，对亲属关系有非常细致的区分。
可以因为兴趣爱好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常用口红的人对唇膏色号非常敏感。我见过一对情侣对话如下——
男生：“这种粉红的唇膏很适合你。”
女生（白了一眼）：“这是樱桃色！”
可以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某日我看到一人说起自己的年少往事，说曾意欲强暴一女同学，如何锁门如何防止被害人呼救都想好了万全之策，实施前下楼取物，结果被冷风一吹，瞬间清醒。我说这人犯罪未遂啊，一人站出来教育我说：“这是犯罪中止。”这是我缺乏法律常识说的蠢话，原本这块我脑中的文件夹只有“犯罪已遂”和“犯罪未遂”两个，“犯罪中止”被我放在“犯罪未遂”的文件夹里混为一谈。
这些文件夹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式”。当我们观察世界时，能看得多清楚取决于你的理式文件夹有多少，你不可能思考到比理式更小的单位。一个理式中只有“黑”和“白”的人，想不到灰色地带。一个理式中只有“是”和“非”的人，想不到大道中庸。一个有趣的人，眼中的世界绚丽多彩，而一个二元视角的人就如活在黑白照片里。
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无穷尽的，对理式的归纳和认知也是无穷尽的。一个人脑中的理式文件夹越多，他心中的世界分辨率就越高，看到的东西也越丰富，对知识的梳理也越清晰。这将直接促成一个人形成层级清晰的知识结构、快速读取的缓存能力、精准到位的表达水平。
（摘自《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电子工业出版社，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