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左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时，不希望男生把我当成女孩对待，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成“兄弟”，只有这样，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才感到自在。
在绿园的某一栋小楼里，住着我的几位商学院男同学，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和我的关系尤其好，是真的“兄弟”。
除了我这个总是“开小差”去搞文学的学生，当年这几位商学院同学大概是所有留学生里面表现得最踌躇满志的一群吧，大家仿佛觉得那些顶级投资银行的大门已经向自己敞开，自己一毕业就会衣冠楚楚地走进去，成为影响着金融界、企业界的才俊之一。这样的小野心也许在我那些男同学的言谈举止上都有所表露。但我知道他们为人其实都比较直爽、热情，并没觉得他们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他们住的那栋楼是我在绿园期间唯一常去的男生住处，我至今仍对一走进去就看到的“荒凉”景象记忆尤深：楼下的客厅因为是公共地盘，显然没有任何人照顾它，窗户全部洞开（我后来发现外面的流浪猫喜欢从窗户那儿跳进跳出），沙发前面的茶几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被风吹得散乱的报纸。当我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声称，这样的随意正是男人的居所所追求的效果，我觉得好笑，深知这不过是男生的懒惰和不良卫生习惯所造成的“效果”。但他们任由小猫出入客厅、从不打它的温和，我是很赞同的，因为我知道有些男生粗暴地对待流浪猫。
他们住在楼上，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小聚。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或者看成一个幼稚的“小兄弟”，所以我并不介意坐在床上和他们一起聊天。我们随便聊着一些事不关己的话题，譬如，哪位教授有才华哪位根本就是瞎混，某位学姐或学长就业后发生的变化，还有绿园里近期的八卦……我渐渐发现当我和男生们在一起说话时，我仿佛有一种“变换角色”的能力，不仅是我盘腿坐在脏兮兮的床上的假小子一般的姿势，还有说话的语气，甚至连我的感觉也有点倾向于男性化。
我后来意识到，我在写作时也常常有这么一个随时“换位”的能力，我可以自然而然地从男性的角度去叙述。
我可以对一个男性的遭遇感同身受，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从小到大，我都极度讨厌大男子主义，厌恶对女性的任何贬低和忽视，我也喜欢女性更为仁慈、感性、敏感的特质，从不觉得自己需要像男人一样粗枝大叶地生活。在我的“女性主义”观念里，女性并不需要变得和男人一样，她需要的是和男人同等的权利和尊重。
我们聊天的时候，窗户洞开，风在屋子里穿来穿去。突然，他们会问我：“说说你自己吧，你最近又在读什么有趣的书啊？”碰到这种时候，就像自己的秘密被别人当场揭发出来一样，我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没有呀，没看什么新书。”我不愿意谈我看的书，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过于陌生、没有意义。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吃饭。
有时候，人们问我，为什么在小说里能把男性写得那么真实。我想，这可能和我与男性朋友的相处方式有关。首先，你得确定能相互尊重、平等视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性别界限才不至于成为干扰或困扰。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无论是对于女性还是男性，我最大的兴趣是观察、了解他们，而非评判，否则我就不可能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作为男生群里的女生，我一般不会过于敏感、计较，我相信我的朋友们在我面前也会觉得没有过多的顾忌和拘束。譬如，我不计较男生们大大咧咧的举止，不计较他们抽烟喝酒、骂几句并不过分的粗话，就像我不计较他们猫儿来往的荒凉客厅和不那么宜居的房间一样；如果他们谈论女生，我也不反对，但不同意的话，我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每当我的朋友们煞有介事地谈论着属于男性的“大话题”时，我看着他们那故作严肃的表情就暗暗觉得好笑。偶尔，我会扫兴，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无聊，但大部分时间，我会在一边听着，那些谈话的内容或者立即变成我的耳旁风，或者被我在心里沉默地思索一番。有时候，想到身为男性在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义务”，需要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强硬角色），我丝毫不羡慕他们。要知道在一个会批判“女人不像女人”的社会，肯定也会批评“男人不像男人”。男性有“特权”，同样也有社会加之于他们的规训和桎梏。因此，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肯定会支持女性摆脱社会规训，因为这也是解放我自身啊。
（摘自“奴隶社会”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八方留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