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是个洒脱果敢的女孩子，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就是“你怎么总是这么潇洒快乐，像个男孩子一样”。
三年级的暑假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分班，在新的教室里，我认识了同桌阿鱼。阿鱼是个跟我个性截然相反的女孩子，用她的话来形容就是“内向胆小，消极被动”。但和她熟悉之后，我发现她很能说，只不过她交流的对象比较单一，或者说仅限于我。相处时间长了，阿鱼在我面前甚至能够用“滔滔不绝”来形容，比如，她家门口又开了一间文具店，里面有彩页的笔记本；比如，她新得到一份礼物，是两支一模一样的自动笔，可以送我一支……我和阿鱼逐渐成为最好的朋友。
六年级的一节作文课上，老师讲起了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以及运用方法，在抄PPT的时候，阿鱼悄悄偏过脑袋问我：“你觉得，把字句和被字句像不像我们俩？”
“嗯？”
“我像被字句，消极被动一些；你像把字句，积极阳光一些。”阿鱼吐了吐舌头。
“别瞎定义自己，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我顿了顿，“而且，被字句怎么了？每个句子都有存在的意义，被字句也一样不可或缺。”
后来，我和阿鱼考进了同一所中学，更巧的是我们还被分到了同一个班。
成长从来不是静止的，学业的压力、代际间的沟壑、自由和束缚的矛盾，皆成为成长的烦恼。我在漫长而温暾的时光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那种如脱缰野马的自由似乎都被拧在一起，扎进一条厚实的缰绳，然后被一双有力的手紧紧缚住，挣扎不得。于是，我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低头，消极地看待未来，被动地接受着来自他人的各种评价，然后在质疑和不确定中徘徊，最终选择否定自己。
同一时期，阿鱼也没有秉承一贯的闷葫芦性格，而是变得开朗起来，不知是不是走入新的环境给了她焕然一新的希望和勇气。
3月， 阿鱼推着新买的自行车和我一起走在放学的路上，她从书包里掏出两颗糖，一颗分给我，一颗给自己。桃子味的糖果浸在口中，散发出清清甜甜的味道。
“ 小闲， 我快要走了哦。”阿鱼忽然轻轻地说。
“去哪里？什么时候？”我觉得阿鱼的话来得很突兀。
“ 就快了，4月上旬……”阿鱼说。
桃子味依然在口腔里散开，散发着不合时宜的甜蜜。阿鱼告诉我她要到国外读中学，然后继续在那里读大学，不过在这之前要先转到北京去念一年书。
阿鱼转学后，我就失去了唯一可以分享心事的对象，于是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
有时我会想起阿鱼，当初的被字句已然变成了把字句，在地球另一边的大陆上的某个角落里生活着，她说着另一种语言，对照着钟表上的另一种时间。那时的把字句也成了被字句，按部就班地成长，为迈进下一个阶段做一步又一步的铺垫。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的成长会是一场孤军出征的持久战。我常常莫名自卑，会因为自己和他人没有共同语言而逃避人多的场所，会因为晒黑了一点而不敢靠近那些光鲜亮丽的玩伴，会因为洗脸时不小心弄破了一颗痘痘而刻意避开想要和我真诚对话的人。
大四那年， 作为师范生，我们有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实习工作。顺利通过一所学校的考试后，我成了实习教师，面对单位里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我十分恭敬和谦卑。我知道，这份恭敬和谦卑的背后，是没有尽头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但我无力改变。
有一天，班里的体育老师因假休息，我和班主任老师一起带班，她是一位比我稍长几岁但实力雄厚的姐姐。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我们则坐在操场的空地上一边看着学生一边聊天。她赞赏我会弹琴、画画，能写字、摄影，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那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三脚猫功夫。
“不是的。”她摇了摇头，“你不知道，办公室里多少老师都羡慕我们班有一个小闲呢。”
“可我的性格是个缺陷。”
“我不这样觉得，”她说，“我以前也像你一样，内向到一句话也不想多说，能自己解决的问题从不张口麻烦别人……不过这都没关系，人际交往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可是还要按需分配，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占比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有比这些东西更为宝贵的奢侈品，没有必要去迎合别人。你看，我是理科生，硬伤就是写作文，我只会把把字句变成被字句，可这都不是阻碍一个人向光出发的理由。”
我心里“啪嗒”亮了一下。
她把手揣进外套的口袋，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掏出两颗糖，其中一颗递给我：“呐，吃糖吧，糖能把心情变好。”
清新的白桃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我想起大洋彼岸一个叫阿鱼的女孩子，我对她说过“其实，被字句也不赖啦”，然后，我想起在某一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讲着把字句与被字句的转换原则——句子中原有的成分不能随意丢掉。对，没有丢掉，无论是把字句还是被字句，那些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质从来都属于且仅属于我们。
“谢谢！”我笑着告诉她，“我的心情被你的糖变得很好。”
（摘自《哲思》2024年第5期，姜敏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