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不似一支蜡烛， 而像满天星斗”。意思是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史前文明，散落于中华大地，多元并存；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又提出“重瓣花朵”一说，即以中原文化为花心，其他不同文化类型为花瓣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今，一部名叫《何以中国》的纪录片，把这满天星斗与重瓣花朵拍了出来。
从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到夏商周王朝，直至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影响广泛的庙底沟彩陶、巧夺天工的良渚玉器到国之重器青铜器，《何以中国》把中华文明的发源与发展用影像和故事串联起来，宏大历史与细枝末节均生动再现。
“这是我从业以来拍过的难度最大的片子，但也是最值得的。”《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说。
回答百年之问
2021年，干超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聊天，说到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之问，秦岭脱口而出，“何以中国”。
从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算起，中国考古学已有103年历史。103年间，“何以中国”始终是一代代考古学者回避不了的核心议题。“商朝之前的历史，夹杂着神话和传说，上下五千年存疑。所以从民国开始，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等学者就开始用考古资料实证、寻真了。”干超说，“经过一百多年来考古人的集体努力，积累了很多发掘成果，才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机会，把中国历史的基点和依据实实在在讲明白。”
《何以中国》纪录片项目启动后，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任总顾问，一百多位一线考古学家组成专家团。集结人马、踩点调研、专家访谈，随后，项目进入撰写文稿阶段。“这是我们一开始碰到的难关。秦岭老师组建了一个由年轻学者组成的素材编纂组，写出的素材非常严谨、专业，但如何让这些考古学成果落地为可被观众阅读的影视作品？为了寻找最终稿本的撰写者，我们找过很多文化人，最后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周繁文，两位不仅专业过硬，而且文笔优美。”干超回忆。
随后，40万字的初稿几经推翻、删改，进而逐字逐句推敲，一年之后，精简打磨到8万字，形成“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共8集内容。
文本就绪后，干超立即带领纪实摄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历时700多个日夜， 跋涉超4万公里，到访拍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足迹几乎覆盖全中国”。
手握丰富素材，怎么讲“何以中国”的故事？干超想到考古研究的宗旨——透物见人。
《何以中国》第一集“秦汉”，展示了湖北安陆城外“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一封家书。黑夫和惊两名秦吏在战场浴血，他们写信叮嘱父母多寄些钱，务必留意官府的军功授爵文书。信末，不忘对熟识的亲友絮絮问候。这是2000多年前普通士兵对家人的牵挂，今人再看，依然心有戚戚。“摇篮”一集中，导演带领观众走进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等一个个考古现场，亲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饮食起居、耕作生产、喜怒哀乐。
《何以中国》设立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科的学术目标：复原古代社会。祖先什么时候开始驯养家猪，当时的家猪形态和今天有何区别？一个陶罐应该放在屋子里的什么位置？它用来汲水还是酿酒？良渚祭祀时贵族如何佩戴繁复的各类玉器？商青铜器冶铸，铜锡铅的配比是怎样的？类似这些问题，干超的要求是，必须巨细无遗且精准地通过一帧帧画面呈现给观众。
例如，“星斗”一集里，有间气派的大房子惊艳亮相，它便是团队等比复原的仰韶文明时期，位于河南灵宝铸鼎塬的西坡房址F105——迄今所见仰韶时期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或许是五千多年前仰韶文化西坡聚落的公共仪式中心。“在复原这间房时，我们请来发掘该遗址的考古学家，在他们的指导下，美术团队反复探讨、设计后，逐步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最终，一个总面积达516平方米、外带回廊、由96 根巨木柱支撑、房屋内部遍涂朱砂的巨室呈现在片中。
“在《何以中国》的电影部分，我们完成了335场戏所需的近70个电影场景复原。从田园洞人站立的洞口，到汉朝在敦煌设立的邮驿机构悬泉置，横跨了4万年时光。”干超说，不时有导演劝他，用专家采访来填补和替换这样艰巨的古代社会复原，省时省力省钱。但他还是不变初衷，咬牙做下来。“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沉浸地走入那段历史，从而也让《何以中国》回归纪录片‘求真’的根本品质。”
纪录片人的样子
《何以中国》之前，干超还拍了部出圈作品《本草中国》。2016 年，这部讲述传统中药制法的片子一炮打响，使他和团队一下子成了纪录片行业的红人。
为了还原中药原始状貌，干超只拍摄道地药材。但想拍到长在野外极限环境里的优质纯真药材，可不容易。“野生石斛长在绝壁上，很多采药工甚至为此牺牲。再如长在原始丛林深处的龙血树、野山参和海拔几千米的何首乌，为拍这些我们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无人机。”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个十来斤。”干超苦笑道。长相文弱的他，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来到英国念戏剧电影专业，回国后，进入上海电视台旗下的纪实频道工作。当时的频道制片人笑言他“白白净净，不像个纪录片人的样子”。干超就问：“什么是纪录片人的样子？”对方答：“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15天没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双鞋。”一番话让他突然对这行有了热情，“像原始冲动，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事业起步阶段， 有件事，干超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一次颁奖礼上，轮到他发表获奖感言，他上去就说：“我会一辈子做纪录片。”台下的老前辈闻言：“话说得有点早啊。”如今20年过去，他还扎在行业里。“对纪录片的热爱一直没有变过。我们这个行业没什么钱，但让人内心充盈。”干超感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人会从纯粹的娱乐搞笑中解放出来，选择原创、高品质、深刻、真实的内容。”干超解释，“无论行业如何变化，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导演永远追求以真实为准绳，记录时代，记录历史。”
（摘自“人民文娱”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