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展品从雄伟壮观的青铜大立人像，到充满神秘色彩的戴冠纵目青铜面具，再到有着异域风情的商金杖……许多件三星堆珍贵文物令参观者大开眼界。赞叹之余，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三星堆这些奇怪的文物是从哪儿来的？你看这个商金杖，我们从来没见过，倒跟西亚、北非的权杖类似；戴冠纵目青铜面具也不像我们传统华夏的风格，那么它是不是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呢？有关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从全球史角度，独辟蹊径予以解答。
三星堆文物的发掘，除了带我们感悟灿烂文明的往昔辉光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启迪我们，可能全球早期联系就很频繁，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各自为营。
历史学家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发现，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不少。比如，小麦是从西亚传过来的，青铜冶炼是沿着北方草原传过来的。举个典型例子，在西安出土的一个西周墓里，有一件放在车上带有螺旋形动物图像的青铜制品，居然跟公元前1000年伊朗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马头上的青铜饰品几乎一样。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零星的证据汇集起来，也许可以注意到，我们现在可能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的移动范围以及技术与知识传播的能力。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我们是华夏子孙，是黄帝后裔，这个族群从很早就形成了。这是受司马迁的影响，他在大一统的西汉写《史记》，就把中国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人，都写成同气连枝的一个大家族。《史记》构成了早期华夏族的统一叙事。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文化的流动、民族的交融、地区的交通，在早期是司空见惯的。
再举一个晚一点的例子，就是波斯人扎马鲁丁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记录在《元史·天文志》里，叫“苦来亦阿儿子”，大概是阿拉伯或者波斯的语言。这个文献中记载，地球仪以木头做成圆球，然后画上三分陆地七分水，而且有经纬线。扎马鲁丁在北京制作这个地球仪的时候，是1260年前后。难道西边那么先进的世界知识这么早就传到中国了吗？
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地球仪，比这个晚两百年，藏在纽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制图员做的。这个地球仪东半球有陆地，不过西半球还是一片海水。所以我不禁追问，这个叫扎马鲁丁的波斯人，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些知识？是不是从阿拉伯传来的呢？阿拉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地球这个观念了吗？他们就已经知道地球上是七分大海三分陆地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时代世界知识的传播，是不是比我们如今想的要频繁、宽广得多？
我再说最后一个例子。荷兰人格劳秀斯写了《海洋自由论》，对后来的海洋法有非常大的影响。早些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主持下，把世界分成了两边，他们一国管一边。可是崛起的荷兰人不满意这两国的瓜分，于是格劳秀斯就写了《海洋自由论》，意思是说，海洋对所有的商贸开放。
可格劳秀斯写《海洋自由论》，缘起在哪里呢？缘起在东部亚洲的南海上。当时的葡萄牙人跟中国做生意，在一艘叫“圣卡塔琳娜号”的船上装了很多东西。这艘船从中国开到马六甲，被荷兰人抢走了。荷兰人把这艘船押到阿姆斯特丹拍卖，因为荷兰人认为海洋是自由的，抢来了就是他们的。结果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干了，要跟荷兰人打官司。格劳秀斯就为这件事写了《海洋自由论》。所以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对欧洲至关重要的《海洋自由论》，居然缘起于发生在东方的一件抢船事件。
所以，我们谈论全球史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很久以前就是互相有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之前，就曾经共享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
学习全球历史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如果我们只是学习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就容易把历史切割开，看不清全景。比如，从中国的北宋到元初，如果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可在这段历史时间，世界上同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如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威胁它，所以爆发了战争。可是到了后来，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基督教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了欧洲，基督教的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进行角逐。而说到当时的蒙古大军，我们又不得不涉及当时的中国历史。所以，如果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是看不到整体的。
再比如，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就不会注意1405年这个年份。帖木儿在这一年去世，对于明代中国的意义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明朝面向东边了。如果把中外这两件大事连起来看，我们就会发掘出历史中许多新鲜的知识，可是，如果将当时的全球和中国分隔开来看，那么就会一叶障目。
所以，从三星堆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史和国别史是一样重要的。
（摘自《声回响转》，四川人民出版社，知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