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真相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有计划的：我以后要租个房子，我要去赚钱，我要买一套房子，我要去旅行，我要去吃好吃的，我要吃涮羊肉……可是这一切突然间变得不一样了，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打乱了我早已安排好的人生计划，而且它们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进取的希望和快乐。

　　2011年8月，电影《画皮Ⅱ》杀青，结束工作后，我第一时间从剧组飞往拉萨。

　　两天后，我与10名大学生志愿者将在西藏一起行走。

　　“行走”对我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出生到童年，从少年到长大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成为一个被大家认识的人，我取得了一点点的成绩，这是一种外在的行走；于内在，我从一个孤僻、自卑、傲慢、怀疑的男孩慢慢成长为一个简单、自信、充满正面力量的男人，开始想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这是内在的行走。外在与内在的行走，这两条生命成长的轨迹，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彼此对应、互相影响。我相信，如果能学会在外在的行走中安静下来，放松自己，与内心对话，从中获得正面的力量，这才是行走的真正意义。

　　凭着这样的信念，我的工作室运作的第一个公益项目就是“行走的力量：1+N去西藏”。经过各种选拔和培训，我最后从上万名大学生中挑选了10名。我带着他们一起走进西藏，感受内心在行走中获得的力量。我的出发点很简单，行走可以在每个人心中播下正面的种子，这颗种子在未来会发芽、会开花结果。所以，我没有什么别的顾虑，完全没有，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给我回报，也不需要别人的赞扬。

　　还有3个小时到达拉萨。我坐在头等舱里，没有睡意。已经想不起来我第一次坐头等舱是在哪一年，只记得当时同事拿着一份日程表对我说：“坤儿，我们这次去……”我一看，哇，头等舱！那是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头等舱挺宽敞的，我却没觉得和普通舱有多大的差别，但我的人生确实在慢慢而巨大地改变着。

　　我常常嘲笑自己是暴发户。确实，这种变化非常突然，而且强大。

　　13平方米的家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重庆江北区，妈妈、爸爸、两个弟弟和我，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爸爸、妈妈和小弟住在里面，我跟大弟睡在外面的一张高低床上，旁边是一扇窗户，窗户外面就是走道。冬天的时候，邻居们就会烧那种煤炭炉子，煤烟很大，会窜到屋子里。我们家的窗户糊了一层纸，永远都是烂的，从外面伸手进来就可以拍到我。一到晚上小朋友就会把手伸进我家的窗户，用力拍醒我说：“哎，起来了，我们出去玩！”

　　上厕所要跑到外面的公厕，走3分钟才能走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冬天寒冷的夜里，从被窝里钻出来穿上衣服往厕所去的路上，冷得牙齿不停打战。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不怎么喝水。那时候我很羡慕家里有洗手间的人家，他们可以在家里洗澡。到了冬天，我们只能到外面的澡堂去洗澡，花一毛钱，所以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在重庆读职业高中时，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那个时候，找工作很不容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在夜总会当服务生的工作。于是，我白天上计算机职业高中，晚上在夜总会当服务生。我特别羡慕在台上唱歌的人，因为唱完几首歌就可以走了，工作时间很短，但收入很高。所以，我就试着对老板说：“可不可以在大家都唱完之后，让我也上台唱一首歌？”老板答应让我试试，没想到我唱得特别烂。我唱歌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于是，我想去学唱歌，但当时没有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重庆歌剧院的王梅言老师，是一个唱歌的哥哥带我过去的。那时王梅言老师50多岁了，看起来很严肃。我很紧张地对王老师说：“王老师，您收的学费高不高？”王老师看着我说：“形象非常好！你已经具备了做歌手的第一个条件，声带怎么样？”我亮了一嗓子，王老师一听，说：“哎哟，你完全没学过呀，你这个声音条件太有问题了。”当时我就蔫了，我说：“所有的老师都这么讲。”没想到王老师说：“没问题！经过训练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唱歌。”

　　那个时候我特别高兴，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想从服务生成为歌手，但一直都在受挫，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可以！后来我发现，王老师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她自己是个充满信心的人，她希望把自己的信心带给别人，成为正面的力量。

　　我每天放了学就去王老师家里上课。有时候王老师留我吃饭，我记得她做的炖牛肉特别好吃。王老师经常问我：“好吃吧？我做的菜是最好吃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吃！” 一开始我觉得王老师真骄傲，之后我才明白，她不是骄傲，她是真的认为自己做的菜是最好吃的。这时我才懂得了一个道理：自信不是简单地渴望别人认可你，你要在自己内心深处觉得，我可以。不用理会别人的怀疑或轻视，我真的可以，我能够做得很好！

　　可以说，王老师犹如我的另一个母亲，她给了我信心，教会了我生活的基本技能。不久，我成了一名歌手，可以很从容地在舞台上唱歌。一直到现在，我表演上的态度、做人的态度，都跟王老师说的一个境界有直接关系。她说：“唱歌一定要学方法，要把方法学到非常好，然后烂熟于心，到最后扔掉方法，那时候唱歌就是真正的唱歌了。”这个就是后来我从禅宗里学到的，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我很幸运，十几岁的时候因为王老师的点拨就知道了这个境界。

　　那是一颗种子，播在我心里。

　　回头看，王梅言老师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非常重要。因为她的鼓励，19岁那年，我报考了东方歌舞团。结果，我考上了。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之后，我离开重庆，去了北京。

　　误打误撞考上电影学院

　　在东方歌舞团，我住在单位宿舍。能够到北京，并且有地方住，我已经很满足。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北京的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一直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将来有一天，这些亮着温暖灯光的窗子里，会有一扇窗是属于我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留在北京，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在东方歌舞团，我是独唱演员。虽然我很努力，但可能是因为声乐基础太差了，我的演出机会并不多。不过，我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

　　来北京的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命运有时候很蹊跷，结果他没考上，我却考上了。

　　考上后是否离开东方歌舞团，这是我当时非常纠结的问题。我最终决定辞职，是因为很现实的原因：上了电影学院就可以在北京再待4年，而在歌舞团一切都是未知的。为了给自己争取4年留在北京的时间，我读了电影学院。

　　从大三开始，我慢慢接了一些广告，有了一点收入，终于有钱在北京租房子。记得当时在麦子店附近租的一居室，一个月1250元。我住18楼，每天晚上12点之后电梯就停开，经常要自己走上去。房子并不豪华，也算不上好，却让我很快乐，因为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让我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回想起来，我非常珍惜那一段奢侈的独居时光。那时我不过是个很普通的文艺青年，怀揣着梦想，寄身在人海茫茫的北京。这个租来的空间就是我的王国，我在那里发呆、看碟、打坐。

　　去欧洲读设计的梦破碎了

　　大学4年，我一共拍了两部戏：一部是吴子牛导演的电影《国歌》，另一部是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这两部戏并没有让我爱上演员这个职业，相反让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演员。人总是有这样一个心态，觉得侥幸得来的都不是最适合自己的。大概因为当初我上北京电影学院很偶然，也很侥幸，只是为了可以在北京多待4年，所以潜意识里我总觉得，演员这个职业不一定适合我。

　　我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当歌手。小时候，我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室内设计师。我从小学习画画，对设计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小时候我经常想：长大后当设计师多好，可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还可以有很稳定的收入。

　　之前没有条件读设计专业，到北京后我认识了一些学美术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设计学院的基本概况。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在思索自己的未来时，我有一个念头特别强烈：我要去国外读设计学院，改行当设计师。

　　我那些在北京学美术的朋友特别支持我，他们给我推荐了很多欧洲的设计院校。我选择了一所北欧的学校，把自己的作品寄过去。没想到学校给了我回复，让我再寄一些作品过去，然后通知我过去面试。我当时特别兴奋，觉得已经离自己的梦想很近了，并且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拍了赵宝刚导演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挣到了一笔可以去欧洲的旅费。

　　我跟赵宝刚导演说，我拍完这部戏之后想去国外读书，想读设计，他很理解我的想法，也很支持。他的支持就是给我每集3000元的片酬。拍完《像雾像雨又像风》后，我拿了9万块钱！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

　　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第二天就去邮局给妈妈寄了4万块。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固定电话也很少，妈妈就打电话到我朋友家找我。朋友跟我讲：“你妈妈让你回电话。”然后给了我一个号码。我一打回去，妈妈就问：“你哪来这么多的钱？”我说：“我拍戏赚的。”“你拍戏赚这么多钱啊？”我说：“这还没到一半呢。”妈妈就在电话那头特别激动地说：“啊？好！”那个时候家里欠了别人1万多块钱的债，我寄回去的4万块钱刚好给家里还了债，剩下的钱妈妈还可以用来生活。

　　剩下的5万块钱，有2万块我交了出国的押金，那个时候出国办签证要交2万块钱的押金。我留了1万块钱给自己，作为我后续的生活费，这是我去欧洲旅行的资本。我想去看看那个学校，去看看这个世界，我希望能在那里读书！

　　就这样，我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