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

　　自从升入初中，徐鉴涵多年来在语文上的积贫积弱的状态终于到了危急关头，这使我在家里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我一再宣称徐鉴涵优秀的数理化基因完全来自我的遗传，但婆婆还是找了个机会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抽空辅导辅导孩子的语文吧，总这样可怎么得了……”言下之意，我盘踞着一个一本万利的监护人位置，却任由名下的责任田常年亏损。 　　其实天地良心，我不止一次地努力钻研过徐鉴涵的语文考卷，发现他基础知识类试题的得分还真不低，但一到后面的阅读理解题，那鲜血淋漓的朱叉和紧随其后的扣分，密集得真令人触目惊心。屏息拜读完这些经典睿智、优美感人的短文和段落，再来研究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当真是母子连心，徐鉴涵给出的答案深合我意——但是且慢，它们都是错的。我既虚心又心虚地向徐鉴涵同学请教： 　　“这些题，老师讲过了吗？” 　　他说：“试卷今天下午才发下来，得明天才能讲。” 　　“那么，”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接上一句，“这些题，别的同学有做对的吗？” 　　“当然有啊！”他有点儿诧异。 　　就在这一刻，你心里陡然生出无限深远、无限苍茫的凉意。 　　作为成年人，你在30岁以后才好不容易弄懂了一件事：在这世间，你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然而一旦为人父母，你又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天才梦。此刻，你低下头，再一次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枝条上结出的这枚唯一的果实——千真万确，他和你当年一模一样——甚至，他还缺乏你当年的专注、热切、坚持和努力；极有可能，你认为他理应拥有的才智和能量，实际上，他只能抵达它的1％。 　　好吧，就算不是天才，他至少也应该像那些面孔呆板但善于钻研的孩子们一样，手里抓住一把肉眼看不见的神秘钥匙，将这把钥匙伸进那些高深莫测的阅读题，在幽暗的孔洞深处，它四通八达的锯齿悄然吻合上某些机关，伴随“啪”的一声轻响，弹出来一个你做梦也想不出的标准答案。 　　至此，你曾经的学生时代变得如此可疑。因为那时候，你一直在做一些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不屑一顾的简单习题：分段、总结中心思想、概括段落大意。你当年自以为骄人的高分数，实质上接近于传说中的“泡沫经济”。 　　徐鉴涵的补课生涯不得不就此开始。只有差生和病号才需要补课？你OUT了。欢迎全天下肩负厚望的孩子们前来加入补习队伍。所有的功夫都在课外：语文、英语、奥数，绘画、书法、舞蹈、钢琴课。这是一条宏伟壮观的产业链，连我那身为大学讲师的舅舅也跻身其间。想当年，为了筹措区区几千元的购房款，他曾经克服自尊，利用暑假满大街叫卖冰棍；现在他只需到同事开办的高考辅导班里讲几节课，很快就能奖励自己一辆英朗XT。 　　最专业的解释是：这是时代的伟大进步——作为财富的一种，知识终于可以兑换成等量的货币。 　　因为文化课档期爆满，徐鉴涵的钢琴课早就停了，先生想把他的儿子培养成音乐家的梦想就此告终。书法课则采取游击战术，直到时间上再也斡旋不得。5门主课每一门都必须列入补习计划，其中语文是最薄弱的科目，所以徐鉴涵参加了两个语文补习班——班主任组织的辅导班当然必须“自愿”报名，一位年轻的电视台主持人开办的辅导学校则受到徐鉴涵的热烈追捧。该主持人见多识广、幽默机智，在枯燥的名词和语法中，会随机插播诸如“我是沙爽的忠实粉条”之类的时髦句式，大大满足了徐鉴涵的猎奇欲和虚荣心。可惜偶像也必须按时支付“粉条”开具的全额账单，当月我为徐鉴涵缴纳了1700元补习费，这相当于我在杂志社整整51天的工资。 　　这其间还经历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转学风波。这件事的起因，首先要归咎于我们这个家庭对眼下的初中校园缺乏足够的了解。直到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分数公布，徐鉴涵以7年级6班第1名的成绩，在全年级400多名学生中，名列第99。而他小学时期最亲密的竞争伙伴—一对勤奋好学的双胞胎兄弟，曾经经常被徐鉴涵从中“插足”，分别位列第1和第3；眼下，作为第7中学7年级1班的学生，两兄弟终获团圆，联袂成为全年级总分冠亚军。 　　我终于打听到幕后实情：第7中学的师资配备分为3个等级，以7年级为例，1班和2班为“重点班”，至于徐鉴涵所在的6班，属于最低档次的“三等公民”。 　　如果我不知趣地跑去学校问：“以徐鉴涵小升初的考试成绩，为什么会被分到三等班？” 　　肯定没有答案。 　　如果我还是要不知趣地追问：“既然该校的重点班收取3000元择班费，为什么不明确通知学生家长？” 　　当然还是不会有答案。 　　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团结起所有可能团结的力量，采取一种被称为“亡羊补牢”的措施。让人意外的是，日理万机的校长先生居然记得徐鉴涵。校长说，不久前的一堂历史公开课上，徐鉴涵回答“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一问题时，从指南针一口气说到GPS全球定位系统。校长言下似有褒奖之意，但我顿时心生不安。因为据我所知，“GPS定位系统”并非“古代发明”，遭遇扣分在所难免。果然，校长最后给出了标准答案：“市教育局对这方面有明确规定，初中3年，校内绝对不允许转班情况出现。” 　　“那就转校！”我终于气急败坏。 　　如果偏要赶鸭子上架，鸭子也会突然发挥出前世的攀缘潜能。灵光乍现，我居然独自梳理出一条可靠的关系网络，耗时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对我来说几乎是传说般的转学工程。 　　事件接近尾声，唯一的反对声音来自徐鉴涵的班主任。这位年轻的政治老师，我相信他对徐鉴涵的喜爱和赞赏发自肺腑。他请求我再次慎重考虑，因为“这并不只是师资分配上的问题，根源在于整个教育体制”。 　　虽然事先我已经非常谨慎地征得了徐鉴涵本人的同意，但张宇老师的一番话还是让我顿感焦虑。以我对徐鉴涵的了解，这个巨蟹座男孩同样欣赏和信赖他的班主任。一旦内心的天平发生倾斜，他的感性和执拗将会源源不断地发出巨大的杀伤力。那么，多年以来我和先生极力践行的民主式家庭教育，在这样事关重大的抉择面前，又该如何取舍？ 　　然而，我担心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暗地里吁出一口长气。我郑重叮嘱徐鉴涵：“转学以后，有时间一定要经常回去看看张宇老师。” “那当然！” 　　把徐鉴涵纤瘦的手指轻轻握在手心里，一步步踏上营口一中教学楼的阶梯，我心头五味杂陈。这就是若干年前我无数次踏上的水泥地，我的母校——当年全市学子们心向往的重点中学。一个人的生命中会有多少巧合与巧遇？从他父亲的母校转到他母亲的母校，只为了进入更刻板严厉的重点班——这是徐鉴涵的宿命，还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小运气？送走教育局的朋友，我站在临街的窗前，再一次想起年轻的张宇老师。但是不行，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是我今生最大的软肋。为了全方位地维护住这致命的柔弱，我必须心如铁石。 　　直到翻开徐鉴涵的初中毕业纪念册，我才知道，这个看起来还很开朗乐观的男孩，在转学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多少挫折。我看见一群早熟的少年，在毕业分别前坦诚相见，纷纷为他们懵懂的同窗指点迷津：“记住，以后不要再和老师作对了，你会吃亏的！” 　　我想，这完全是我的错。是我让徐鉴涵以为，他可以与所有的成年人，包括他那手握大权的班主任，直言不讳，平起平坐。 　　但是奇怪，这位作风硬朗的女老师却从未向我告发过徐鉴涵的种种劣迹。想来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卑微的插班生家长，我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虽然我无限热爱卢梭的那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也就是说，教育应该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因为生长本身就是目的。但是作为头脑清醒的成年人，我清楚这个学术论点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因此我恳请老师对徐鉴涵严加管教。转过身，我提醒徐鉴涵认清眼前的形势：“既然成绩已经成为成长的前提，那么忍耐就是必要的。”作为集体或单位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在所有仅供选择的行为和话语模式中间，必须迅速选中那个并非最合乎个人心意的，却最接近社会与公众心理的答题方式。 　　说完这番话，我一阵头晕目眩，胃部隐隐作痛。 　　这天在网上，一组高三语文试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徐鉴涵在高一下学期正式成为一名理科生，我们全家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还有语文，多年的补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徐鉴涵仍没有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只是出于对上帝慈悲的微弱信任，我和我的儿子，更像两个在饿死之前执意要找到天上掉馅饼的可靠轨迹的人。 　　第三部分，现代文阅读选考，15分。《井》。 　　井。说出这一个词，仿佛同时说出了幽居地下的水阴凉的气息，还有形容不出色泽的光影浮动在这个词里。是谁？先是探一下头，继而慢慢搅动了这个处在冥想中的词语和它周遭的空气，用一条绳索和一个木质或金属的桶状容器。当桶的底部触到了水面，井的面容受惊一样洇开了层层疑问，而桶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倾倒，一如亲吻或膜拜。桶把积攒多日的饥渴和烟尘之气吐出来，像一个热爱水的人，闭上眼，纵容自己深深地沉潜…… 　　我闭上眼，想象着后面有可能罗列出的种种问题。它们携带着这篇文字阴凉而苦涩的气味，像受惊的水纹一层层波动。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与水，或者说，与一个未知世界的和谐关系。我一直在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考卷发下来了，秒表的倒计时开始，而我，一个溺水的人，大脑一片空白…… 　　是的，后面的3道试题，我一道也做不出来。 　　我想，作为考生，我有充分的理由厌倦。我首先厌倦这篇文章的作者，然后我有理由厌倦汉字本身——有没有必要让一个高中生阅读这样的文字？或者，会不会有人喜欢这些艰深的提问？我怎样才能一条不少地罗列出作者“关于井的诗意想法”？怎样才能知道“在文中，作者借‘井’抒情，既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之情，又含蓄表达了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的厌倦”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怎样才能知道，在文章最后，作者为什么要叙述关于井的故事？因为他正好想到了祖父？因为井就在祖父的院子里？一道满分是6分的试题，两个答案是不是太少？ 　　我多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我，这个让人厌倦的《井》的作者，希望别人能告诉我，我曾经有过哪些诗意的想法，和紧跟在后面的一连串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