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里有群娃

作者:陆秀 来源:读者校园版

  我和孩子们在一块空地上,两个男孩突然打起来了,我拨开人群去劝架……

  我和杨老师约好了,带孩子们去爬山,趴在野花零落的山头看山……

  我在没有院墙的老屋里。天完全暗下来了,我一个人跨出亮着灯的厨房,心里说:今晚要和妈妈睡……

  手机铃声乍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艰难地开口,那边却一阵沉默。慢慢清醒后,想起现在天刚亮,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于是问:“你是不是打错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如破锣。

  那边竟然战战兢兢地开口了:“是……是陆老师吗……我是马雪花!”一口清亮的普通话。

  我振奋起来,顾不得室友翻身时床“嘎嘎”响的声音,大声回应:“是雪花啊!你好啊!老师还睡着呢……”

  “老师,我正要去上学呢!”和一年前一样,孩子们已在窗台下喃喃地读课文了,我还在被窝里挣扎。

  “我也想你啊!雪花,我中午打给你我们再聊好吗?”我若是室友,我也恨这通电话。

  “好的……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将台啊?我真的好想你!”

  将台,西吉,娃娃们——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我加入学校支教队在宁夏西吉县将台中学教了一年语文。

  我挂断电话,直挺挺地躺在被窝里,学生们充实的生活再次涨满了我的回忆,泪水不自觉地滚落。

  雪 花

  雪花又高又瘦,头发束成一个马尾,束不进的短发团团圈成一个圆,走起路来埋着头一个劲儿往前冲,两个大手掌往身后一甩一甩的,像个男人。

  一个班70个娃,上课时黑压压一片,她坐在里面很不显眼。我记得她是因为她托同桌给我送过礼物。那个女生突然冲进来,二话不说塞给我一个东西。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追过去的目光只看到她头上亮粉色的头箍。我手里是一卷有“深情”字样的字画,里面卷着一张字条,大意是:小学时她每年过生日都会送给语文老师一个小礼物,今年她也想送给我这个“奇怪”的新老师。看到“奇怪”二字,我“扑哧”笑出声来:原来我这个支教老师在她看来有点“奇怪”。

  下午我在练习课上搜寻那个“头箍”,课后把她叫来才知道她不是马雪花本人。让她去把雪花叫来,她却跑回来笑着说:“老四(师),她不肯来。”——娃娃们只肯勉强用普通话念课文,课上回答问题都用又快又轻的西吉方言,更别说课后和我交谈了。幸好我在经历了千番锤炼后,虽登不了堂,但至少推得开大门了。

  我装怒:“今天放学前,我见不到她的话,叫她明天别来上老师的课!”

  快放学时,门外窸窣有声却迟迟不敲门。我拉开门,正对着的是戴粉红色头箍的袁沛菲,顺着她笑盈盈的目光,我发现墙边阴影里的雪花。她低着头一声不响。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牵起她的手往屋里走,这时才发现她双手攥拳,手背上汗湿了一片。在我的询问声中,她忍不住抽噎起来。我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不然怎么把你请过来啊?你今天过生日,老师祝你生日快乐!”说完,我把从上海带来的一个小玩意儿递给了她。

  她猛地抬头,红红的眼睛里泪水未干却透着一道光,整个人活过来了似的,摇晃着身体,响亮而干脆地向我道谢,然后大踏步冲出去,飘回来一句“老师再见”,是普通话。

  她是那种认真听话的女孩,成绩很好。我的业余时间除了改作业,多被调皮、马虎和基础差的学生占用了,很少与她打交道。两个月后,我即被学校调去教初三语文。

  一次,我听说雪花上课迟到,挨了班主任的板子,手有些痉挛。我路过六年级教室时,顺便把她叫出来,问她手怎么样了,那天迟到是不是家里有事?她嘴一撇,左手拇指用力搓着掌心,好像还很疼的样子,眼泪“刷”地下来了。我要看她的手,她藏到身后,说:“没事,老师,真没事了。”

  我结束支教快回上海时,她兴冲冲地拉我去她租的房里坐坐。我才知道,她家在马莲八代沟,离将台约12公里。她上小学时每天5点起床,背上馍馍和水,翻两座山,跨一条深沟去上学。“老师,你不知道那条沟多难走!要是你的话,肯定走不过去!”她语气里有一股神气。中午赶不回去,就着凉水吃馍馍,就算午饭了。所谓的馍馍,就是用面粉烙的饼,热的时候松软香,冷了就又干又硬又没味儿。上中学后,父母在镇上租了间房,父亲开货车养家,母亲在身边照顾她和弟弟的饮食起居,她才不用翻山越岭去上学了。

  小 武

  小武作业本上的“武”字是错的。“武”字的“止”部,总是横竖颠倒,扫一眼挺像,细一瞧才觉出不对劲来。我至今还在为没教他改正而愧悔。早知我只能教六年级两个月,就该无论如何先让他把名字写对了再说的。

  上课时,他抬着头木然望着我,眼神淡得没有一丝味道。遇上我的眼神时,他就低下头看手里一直捏着的钢笔,仍面无表情。

  他的词语默写几乎全错,我把他叫来谈心,才真正注意到他:中等个子,头大面黑肤色也不匀,白色的斑块似是虫斑;眉浓眼圆却愣愣的无神,也不怎么眨;嘴总是微张着,露出细白的牙;耳根一股汗渍绘就的黑线直画到脖颈,那里也是黑黑的一片。我知道,这不能怪他,西吉这地方缺水在全世界有名,山沟里的孩子既没每天洗脸、洗澡的习惯,也没那条件。

  开始,他只是点头、摇头,那表示他听得懂我的课、他没复习课文或他不会说普通话……我鼓励他开口说话,从他嘴里迸出的土话因为简短、微弱而极难懂。好半天我才弄明白,他在说:回家要帮家里做饭、喂牲口、挖土豆、割玉米……

  我让他把写错的词语每个抄20遍,可交上来的抄写字迹大小不一、遍数不对,前10遍抄对的词,后10遍就错了,而且越错越离谱。我把着他的手教他笔画,然后遮掉写好的,放手让他自己写,可他悬着的笔尖又落不下去了。

  那次期中考试,100分的卷子,他只拿了3分,其中作文得了2分,因为写了题目——命题作文,题目照抄就行。整张作文纸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半多,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表达出明白完整的意思。他用他会写或勉强会写的字拼凑出了一篇“作文”。

  我不知该怎么教他了。

  后来在学校看见他,和另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一起玩,那个孩子会笑会跑,他却只是跟着他,脸上依然看不到什么表情。

  如果我没被调走,我会再教他多认几个字,多开口说几句话,多笑笑,还要教他把名字写对。

  小 艳

  小艳是个可爱的姑娘,双颊的“高原红”衬得一张脸生动鲜活,可一笑,眼睛周围就会出现密密的皱纹——西吉太干燥了。她的左手食指短了一截,是小时候下地割玉米割断的。

  小艳的生母早逝,父亲另娶,继母的女儿嫁给了小艳的哥哥,母女俩却合伙刁难她哥,逼得她哥不愿回家。小艳在家也受排挤,一回家就被指派干各种活儿,嫂子还把女儿丢给她带,小艳没时间也没心情在家做功课。她向父亲诉苦,父亲才开口说两句,就被继母顶回去了。

  每到周五她就开始担心,不想回家却又不得不回家,因为下周的口粮还得问继母要。她家在深山里,将台中学在镇上,平时租住学校附近的一间房,几个学生挤一铺炕,吃饭、睡觉、做作业都在上面,每学期房租300元,几个学生分摊。学校没食堂,所有学生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一般都是周日晚从家里出来时带上一周的馍馍,每顿就啃馍馍。天热的时候,馍馍到周四就长绿毛了,有点钱的孩子买泡面吃,没钱的只能忍着,用学校一早发的一枚白煮蛋顶一天的饿。小艳的馍是继母做的,高兴的时候做点,不高兴就不做了。小艳的馍馍三天两头不够吃,她就养成了不吃早晚饭只吃中午饭的习惯,饿着饿着也就不觉得饿了。

  那次看她在操场上捧着书却皱着眉,我问她,她才嗫嚅地说继母又没做馍。问她爸呢,她说在新疆打工的哥哥在工地上出了事没了,她爸赶去新疆料理后事了。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塞给她10块钱,她不肯要。我说是借给她的,她才犹豫着接过去,买馍去了。

  快中考了,她的成绩不稳定。我找她聊天,问她以后的打算,她说继母不支持她读书,说她一定考不上高中,要她初中毕业后就嫁人,反正当地女孩十几岁嫁人的多得是。据说,人家已在物色中。我告诉她,读书自立是她摆脱家庭的唯一方式,终身大事不能任人摆布。她点头。

  后来她考上了西吉县一所高中,回家一次来回20块钱,路费贵,一学期也就难得回去一次。家里的烦恼暂时远离了她,她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

  在黄土高原上支教的日子转眼已逝。如今,我重新走在繁华都市、高等学府灰扑扑的人流里。每当我从忙碌而压抑的生活缝隙里抬头,总禁不住想起那群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娃娃。一年太短,我给他们的远比不上他们给我的丰富和珍贵。如果说我给他们的是生硬的知识,那么他们用无瑕的真诚回馈给我的是温软的情感;如果说我勉强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那么他们以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为我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另一扇窗——从一个更低的视角看到更多或欣喜或悲哀的可能;如果说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一个人应享的尊严和权利,那么他们用黄土地般的深沉告诉了我,人的生命可以有多强的韧性。

  也许时间可以一步步拉开我和娃娃们的距离,若干年后,我们将淡忘彼此的名字和相貌。我不知道我曾经在他们生命中短暂的停留,能否对他们的一生起到一点点积极的作用,但我确信,我的心灵已抓住了他们一闪而过却鲜活生动的形象,这些形象只会在时光的启迪中,承载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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