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永远有梦的理想主义底色。他青年时代写的《上李邕》里，已经自比能腾飞九万里高空的大鹏，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最后两句，借孔子“后生可畏”，直白地告知诗作的受赠人、当时的渝州刺史李邕：“您可别小看我这个小年轻啊！”
直到他62 岁写《临路歌》，那只曾在年轻时翱翔于心中的大鹏，依然倔强如故——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临路歌》是李白在病重之后精力不济的情况下完成的最后作品，当是绝笔。诗人以大鹏自比，浩叹一生壮志未酬的悲怆，虽已不能如当年那般神勇潇洒，趁风少歇，就能把沧海之水一扫而空，却依然有不服输的韧劲。事实上，读李白的作品，晚年不乏消沉的东西，但激情和梦想从未离开。这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一股跟那种总是被规矩所束缚的陈腐之气很不一样的清流。
当然，也毋庸讳言，李白永远有梦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时常是敌不过个人的功名欲望的。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重点原并不在“摧眉折腰事权贵”——如果有机会，再匍匐在贵妃的石榴裙下，写几首“云想衣裳花想容”也是无妨的——重要的，其实是“开心颜”。不光脸上开心，心里也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不开心，则搞什么事都没意思。尤其是心里不开心，还要强颜欢笑，那是最最没意思的。在那样的场景中，太白的境界，才会灵光乍现，突然爆发，才会掀桌子：“老子不干了！”
清代学人龚自珍曾有一个说法：“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意思是庄子和屈原，其实是不同的两家，不能混在一起的；把庄子跟屈原合二为一，并且视这种合一为一种心灵的聚合，是从李白开始的。我们理解，龚自珍之所以要先把庄子跟屈原分为两家，是因为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而屈原则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坚守，跟无可无不可的绝对自由，是有冲突的。到了李白那里，追求身心的自由和至死不灭的理想主义，两种看起来不无抵触的理念融合了：他把个人的身心自由，外化为简洁明了的“活着要开心”，并视此为一种可以抵达终极理想的途径。
唐代以后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多了很多限制，中庸意识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不过无论如何，在中国人的内心，一直给李白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固然比不上杜甫那般沉郁深刻，也不像白居易这么平易近人，但是，在用自己的神来之笔，诗意地表达人既应该有高远的理想，也应该活得自在开心方面，他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摘自《环球人物》2024年第11期，本刊有删节，张云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