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的孩子

　　他们是一群颠沛流离的“打工者子弟”，平等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奢侈品。但自从拿起了相机，他们却成了让人意外的生活观察家和世情创作者，“他们不会用世俗的眼光审视高尚或卑微。他们的世界接纳多于驱逐，包容多于排斥，这些品质原本是这座城市应该珍视的。从这一点来说，孩子们是我们的老师。”

　　一张被赤裸的大肚腩团团围住的麻将桌，一双浸在洗衣盆里生满冻疮的手，一个在狭窄的板房里练习舞蹈的小姑娘，一位埋头于操作间的年轻父亲……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原汁原味的皮村生活，不做作、不掺假，单纯如孩子的眼睛。

　　构图、用光、色彩……你很难用专业的标准去衡量这些照片。但是，就连最优秀的摄影师看过它们也会啧啧称道。你也不必刻意阐释这些影像之外的意味，只需用心观看，就能感受到其间的温暖。

　　这些“别致”的作品，来自同心实验学校摄影小组，由一群10至12岁的小小摄影家拍摄。这些孩子并非大都市里备受宠爱的“天之骄子”，他们的生活大多只有“颠沛流离”，如今他们相聚在皮村，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打工者子弟”。

　　皮村的故事

　　作为同心实验学校摄影小组的义务指导老师，孙涛第一次来皮村是在2009年。那一年，正是北京城乡一体化土地规划全面展开的一年。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孙涛奉命拍摄规划牵涉到的16.8万本地农民和44.2万外来务工人员的拆迁腾退状况。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皮村，是他采访的其中一站。

　　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外来务工者聚居区。这里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不超过1400人，而外来人口则超过了10000人。孙涛对皮村的第一印象是拮据和拥挤。卖菜的、理发的、搞建筑的、收废品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皮村人”，拖家带口，挤在不足10平方米、没有供暖、没有上下水、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起初他们对这座城市充满幻想，而现在却只是希望下一次搬家别来得太快。

　　随着周边村庄的拆迁，皮村变得越来越拥挤了，每天都有新的外来人员迁入。

　　拖家带口的“皮村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而孙涛却对这座被城市遗忘的小村落渐渐产生了牵挂。2009年到2010年间，他无数次往返于繁华的CBD和破败的皮村之间，无法摆脱的刺痛，促使他想要为皮村尽点绵薄之力。

　　孙涛说：“中国现在约有2.4亿农民工，他们走出农村却融入不了城市。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不是成为留守儿童，就是成为流动儿童。平等的教育机会在他们看来是最大的奢侈品。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2010年夏末，孙涛加入志愿者的行列，成为同心实验学校的一名义务老师，“我们的城市亏欠这些孩子太多了。打工者子弟的童年一直在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中度过。他们因为常常身处陌生的环境，而感到自卑和不被认同。我想用自己的力量让他们快乐起来。”

　　同心摄影班

　　同心实验学校是皮村里的一方乐园。校长沈金花是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一名大学毕业生。2005年，她和100多名志愿者一起建起了这所打工子弟小学，为的是让皮村的孩子从此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不再漫无目的地乱跑。

　　学校里有400多名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孙涛喜欢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每次他来学校，都会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他喜欢教他们摆弄硕大的单反相机，看他们争先恐后地在镜头前摆出各种“pose”。看到孩子们如此开心，孙涛和校长沈金花萌生了一个念头：干脆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摄影课吧。“如果能让这些孩子在童年怀揣一份梦想，鼓励他们勇敢和快乐起来，该有多好。”

　　2010年10月，孙涛的同心摄影小组正式筹备完毕。学校买不起教具，孙涛自掏7000多元，到二手市场买了十部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数码相机。金花校长亲手搬来学校里的老式投影仪，又找来一块白布，皱巴巴地挂在黑板上。就这样，在桌椅老旧、窗户玻璃不全的学校图书室里，孙涛的摄影班开课了。第一堂课一下挤进30个学生，小小的图书室炸开了锅。孩子们大多没有摸过相机，一进教室就争相抢过相机来玩。孙涛给他们立下了“军规”：相机要大家分享，不得一个人长期占用，上课不许迟到早退，三次缺课者视为主动退出摄影小组，作业要按时完成，要勤于创作。作为回报，孙涛也向孩子们许诺，他不会“半途而废”，摄影班会一直开设下去。

　　在此后的一年里，孙涛和孩子们信守了彼此的诺言。尽管不断有学生因为搬家而离开摄影小组，但至今，孙涛的摄影班仍保持着15名学生的规模。每逢星期六早上9点，孙涛会准时出现在教室，带孩子们欣赏世界经典摄影作品，给孩子们讲自己采访和拍摄的有趣见闻，天气好的时候，也带孩子们去小河边采风。

　　“我最初只是想帮金花带孩子，免得他们周末在街上乱跑。没想到，孩子们给了我这么多的惊喜。”回忆起在摄影班一年的经历，孙涛满脸幸福，“孩子们交上来的作品让我自愧不如。因为有他们的陪伴，我也越发快乐。我记得，六年级的孩子毕业时，有一个叫孙瑞卿的小女孩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她以后也要做个摄影记者。那一刻，我好感动。”

　　真实即最美

　　从一开始，孙涛就希望自己的摄影课成为这些打工者子弟美育教学的起点。孙涛说：“艺术即生活，摄影是观察生活的艺术。我给孩子们看美国F64小组成员们的作品，看维斯顿那幅像拳击手肌肉一样的《辣椒》，看亚当斯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内的风景照片。我要告诉他们美就在身边，用心观察就能看到和别人不同的景物。”

　　在孙涛的带领下，孩子们捧着相机，开始了在皮村的发现之旅。他们用镜头拍下了成人拍不出的真实世界：四只小狗围在狗妈妈周围抢奶吃，弟弟在院子里自顾自玩耍，漂亮的小姑娘透过玻璃球环视操场，一群调皮的男生相互簇拥着倒了一地。每一次看孩子们的照片，孙涛都会惊讶于他们小小年纪在漂泊动荡生活中的敏锐感觉。

　　“对孩子们而言，照相机不过是另一件‘玩具’，和书包里的其他物件没什么两样。通过它，他们给喜欢的花草、玩具、家人和自己留影。他们只为自己拍照，把喜欢的东西‘保留’下来，目的简单纯粹。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我感到惭愧。”

　　“美的教育”就像一颗生命力强大的种子，可以在干涸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在同心摄影班开设一年之际，曾经自卑、内向的“皮村孩子”，因为一部相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渐渐变得自信、开朗。

　　新年之际，他们逐个在本子上写下热爱摄影的理由，以及未来的愿望。调皮的张维乐说：“拍照让我快乐，我希望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漂亮的小姑娘赵向南说：“能一直拍照就好了，我想当一名摄影师。”很有美术天赋的郭杨说：“我拍照片的原因是，我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但现在我想，我也要把不美的东西拍下来，这样才能让那些不清楚真实情况的人看到、知道。”

　　听到12岁的郭杨这样说，孙涛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孩子们的眼睛当真是最清澈的，透过他们我们能够直抵真相。小朋友的镜头没有分别心，他们不会用世俗的眼光审视高尚或卑微。他们的世界接纳多于驱逐，包容多于排斥，这些品质原本是这座城市应该珍视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孩子们是我们的老师。”

　　2012年，孙涛说，同心摄影班还要继续走下去。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帮孩子们举办一次公开的摄影展览。用赚来的钱添置几部旧相机，由于设备老旧和损坏，孙涛自己购买的相机只剩下5部了。

　　记者：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出人意料吗？

　　孙涛：简直是惊喜！一个叫郭杨的孩子交了20张照片，有10张我很喜欢。郭杨简直是个诗人！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他拍了肉铺店外倒挂着的死鸡和猪蹄，空空的路边摆着的一把孤单的藤椅，一辆破车的驾驶座……类似当下中国摄影界流行的“景观照片”。我问他为什么拍摄这些？他说，我想让别人看他们没看过的东西。他的回答和杨德昌电影《一一》里面的台词一样。

　　记者：在皮村和孩子们相处了一年，最让你感触的一件事是什么？

　　孙涛：北大的学生阿布曾经为我的摄影班代课，课后他写下一段话，我看过后流泪了。他写道：“10月的运动会，六年级男子短跑决赛，钟建银是其中一员，摄影班的成员激动地守在终点线后面，为了抓住钟建银冲刺终点的那一刻，郭振还特意蹲下—‘这样拍出来特帅！’最终钟建银夺冠了，每个人的相机里都留下了他冲刺夺冠的英姿。这个踏实勤恳、正义感十足的男孩，照片非常有纪实风格。然而运动会结束后没几天，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和家人悄悄地离开了皮村，回老家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那天下午大家发现他还没有来上课。当时我正准备带他们出门去采风拍照，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心里很难受。我记得他曾说过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在同心摄影班的日子，记得他上摄影课时认真的眼神。而他的好朋友们看起来却没有那么难受—分别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个学期，班上总是来来去去不少人。他们的童年时光，几乎没有固定的朋友和邻居。在不久以后，皮村也会被拆迁，他们又得再一次搬家，再一次转学。他们注定是这个新世纪的‘流浪儿’。”

　　记者：如果请你帮摄影班的孩子许一个愿望，你会许什么愿？

　　孙涛：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台，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另外，我也想借此向社会征集几部小数码相机，家里不用的就行。我们现在只有5部相机能用了，而摄影班现在有15个孩子，我多么希望孩子们能人手一部照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