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最大的敌人，是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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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第一个“官职”，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班主任随手指派，当了英语课代表。
那时候，英语的重要性还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班主任才用了一种特别随意的态度——用指节敲了敲我的桌子，轻描淡写地跟站在门口的英语老师介绍：“以后她就是你的课代表，收作业、发作业你找她就好。”
我被天降的“殊荣”砸得晕头转向，压根没意识到班主任之所以选了我，并不是出于信任，而是因为我坐在第一排，她那时又恰好站在我的桌子旁边。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个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姑娘，压根镇不住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每当不得不点名批评某人时，她总会自己先红了脸;提问没人举手回答的时候，也会露出掩饰不住的失落。
她也不懂“讲公开课之前要先指定好某人来回答某个问题”之类的那些套路。在一次校领导旁听的公开课上，她需要一位同学朗诵一段课文，课文并不难，之前又讲过了三四次，可不知是什么缘故，当时就是没有人举手。
我坐在第一排，清楚地看着她的脸一点点红起来，求助似的看向班里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可他们不懂察言观色，还是没有一个人举手。
大概年幼时的我总是正义感爆棚，再加上那个从天而降的课代表殊荣的驱使，让我不顾自己“学渣”的身份，举起了手。英语老师如释重负地冲我笑了笑，可下一分鐘，这笑险些变成了哭。
作为当事人，我对自己念得有多难听完全没概念，唯一知道的是班里很多人都笑了起来。英语老师的脖子根都红了，她用不满的眼神盯着我，好像是由于我的存在，加重了她的窘迫。
而班主任很快在自习课的时候找上门来，指责我：“就你念成那样，还英语课代表呢，你对得起这五个字吗？都不知道在家先好好念几遍课文，瞎举什么手！”
是我给班上抹黑了吧？都是我的错。
我很地一路哭着回家，父母以为我受了天大的委屈，问明原因后却只是说：“下次准备好一点就行了。”
他们在心底也觉得我不该草率地举手吧。没人夸奖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有人都在告诉我“准备好”这件事有多么重要。2
在微博上看到邱晨写的一段话，我颇有同感——
可我们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羞耻感”是个分量极重的词。
长得不好看，就只配躲在人群之后;唱跳能力稍微差一点，就应该低调地龟缩在舞台的一角;只要在人前露出一点点的不够好，就会被骂得体无完肤。
就连做个普通人，你都得小心翼翼，哪怕是在自己的微博、朋友圈里发张自拍，也逃不过“杠精”的评论：“唉，你长得真不好看。”
认识一个写作天赋极高的小朋友，刚发了一篇文章就有人留言：“这写的什么呀，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发表？”她便立刻惶恐地注销了账号，跟我说：“我也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我自己先练练，以后再说吧。”
我本该劝她两句，但也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眼看着她一直停留在“做准备”的阶段，步步艰难，又因为没有获得任何反馈而进展得更加缓慢，直到彻底不写了。
她说：“反正我也写不好。”3
还有一位朋友，是那种在超过十个人的场合说话就会诚惶诚恐的人。有一次我们聚会人多了点，她就整晚缩在墙角，连头都不怎么抬。
散场之后我们一起回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她身上有种坚硬如盔甲的东西随着人群的离散一片片剥落。我问她：“你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她回我一个苦笑：“人太多了，万一我说错什么，岂不惹人笑话。”
“谁会笑话你呢？”这句话我没问出口，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那个会一直笑话她的人，其实就是她自己。
我们这样的人，像自带着一根磁针，总是能特别轻易地找到同类，我们带着同样的气质行走于人群中，一半叫谨慎，一半叫瑟缩。
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给我们施加“羞耻感”了，那早就内化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声音，反复在跟自己说：你这样很傻的，你还没准备好，你会出丑的。
在迎向别人的目光之前，我们已经把自己审判了千万遍。4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喜欢杨超越的人。
她像是我们的反面，她永远不拘谨，永远不觉得自己差，永远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仿佛拥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钝感。
她永远用不着那套严谨而复杂的内心过滤机制。也正因如此，她的一颦一笑都散发着毫不做作的天然能量，即便再不喜欢她的人，也无法否认她身上的那种放松感。
就连在男篮世界杯的抽签仪式上，她把“国际篮联男篮篮球世界杯”说成了“国际篮篮篮篮球世界杯”，也毫不羞怯。而我的一个朋友在群里感慨：天哪，我要是她，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一天就完了。
其实，《德伯家的苔丝》的作者托马斯·哈代在很久之前就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假若她没日没夜地自怜自艾，他们也不过说一句：‘她可真是自作自受啊。’但假若她力求欢快，排遣烦恼，他们也不过是念头一转：‘嗨，她还真能挺得住啊。’”
你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你，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被批评了就躲起来，别人会觉得你活该;你着急反驳，又会显得剑拔弩张。你需要的只是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人前，该哼歌哼歌，该聊天聊天。
只有当你忘了自己出过的丑，别人才会跟着你忘记。
这世界不是只有完美之人才配有舞台，别让羞耻感毁掉你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