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着吃着就淡了

　　那时候我十一二岁，每周去少年宫上诗歌兴趣班。那时候的兴趣班跟现在的培训机构不是一回事，不要钱也不考证，我放学以后通常都是坐着公交车去上课，然后掐着晚饭的点回家，坚持了两年。说来惭愧，支撑我在那段日子里从未缺课的动力，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唐诗宋词，而是大人给我车费时顺手多塞的8分钱。“天晚，肚子饿，回来路上买个油墩子吃。”

　　8路车车站边有个风雨无阻的油墩子摊。油锅吱吱作响，两三把长柄模具勺搁在半截滤网上，大把白萝卜丝在一脸盆面糊中等待我那8分钱的召唤。最妙是初冬，我搓着手、哈着气接近小摊，伸手摸钱的当口，装满萝卜丝面糊的模具勺已经伸进油锅，顿时泛出金黄，被我揉红的鼻子里刹那间灌满油腻的香气。有一回，我上了8路车才发现自己弄丢了几分钱。眼看着油墩子就要落空，我毅然早下了两站路，省下一半的车费填补亏空。走累的双腿想必释放出了不少化学元素，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味蕾细胞——总之，那天的油墩子好吃得可歌可泣，每个细节都以高倍像素烙在了我的个人“吃货”史上。

　　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中，一种食品到底有多好吃，我总觉得可以用类似于E=mc2那样简洁漂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而决定性变量跟食材是否珍贵、烹饪是否精良，其实没多大关系。否则就没法解释儿时那些风雨无阻地守在校门口的零食摊档，那些粘着灰的麦芽糖和散发着来历不明的油烟气的烤鱿鱼，为什么会长盛不衰。我们的父母和老师用过多少逼真的故事（比如3尺長的蛔虫）来恐吓我们？是不是他们说得越严重，我们反而越忍不住好奇心？所以说，最关键的变量是你与这种食物初次相遇的时机。味蕾是一种多用一次就磨掉一层敏感度的器官，所以，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食物，E就能达到最大值。

　　我记忆中最神奇的一次味蕾体验发生在7岁。作为从小生在上海、饮食全被母系亲属接管的广东籍人士，那一年，我体验了好几个“第一次”：第一次在远方过年;第一次“认祖归宗”;第一次坐长途火车，而且赶的是春运。两天一夜的硬座，过道上挤满了人，上厕所要被大人举过头顶接力传递。为了让我踏踏实实地睡几个小时，我爸和我妈也坐在过道里，让我躺在三人座上。这一觉我睡得人事不省，直到我爸拿着一搪瓷杯饭菜凑到我跟前，灌了一鼻子香味，我才醒过来。

　　那真是刻骨铭心、熨肠暖胃的一餐。疲劳、亢奋和饥饿对肠胃施加的强烈刺激，让这杯从餐车上买来的蘑菇炒仔鸡焕发出惊人的魔力。回过头来想，这显然不是什么典型的粤菜，只是列车上的厨师和食材稍微带了点岭南风情：也许蘑菇格外新鲜，口感略感弹牙;也许那鸡恰巧来自清远;也许厨师只是加了一点儿异香扑鼻的豉油;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因为我饿昏了头……总之，这一餐非但彻底打开了我初次南行的味蕾，而且在我心中的美食竞技场上架起一道高高的、完全超越理性的横杆。从此以后，再好吃的蘑菇炒仔鸡，见到这根横杆也只好绕行。

　　序曲既出，此后的高歌猛进简直无法阻挡。一下火车，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妈到路边摊觅食。那种状态跟现在去港式茶餐厅吃精致的点心，完全是两回事。我记得当时我的嘴里刚噙上人生的第一口皮蛋粥，味觉和视觉就同时受到了震撼。近处，摊位上的师傅在摆弄金属蒸架，像变戏法那样打开一小格一小格滚烫的抽屉，晶莹透明的肠粉在里边刺刺打战;远处，跟我们一样刚下火车的游子冲到路边最简陋的螺蛳粉摊，那里连个矮凳都没有，“吃货”们全然不在意，一屁股坐在行李上（没行李的干脆就蹲下），一只一只吮吸，窸窸窣窣响成一片。不一会儿，堆壳的那个碗就满得快要溢出来。人说吃在广州，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这话太轻描淡写——那座城，根本就是食物的洪流。

　　在洪流的裹挟中，我足足晕了五天。第六天是大年夜，初次见面的爷爷端来一碗汤团。爷爷家本没有吃汤团的习俗，只是听说我打小就随宁波习俗年年少不了这一口，才揣摩着做的。我当然得说好吃，但爷爷一走，舌尖到底委屈起来。皮儿干硬，不是水磨的糯米粉;馅儿粗粝，花生碎当然比不得板油和芝麻捏的黑洋沙糯软香甜。当年，做宁波汤团是我们一年里规模最大的自制食品工程，我的舅舅们一个月前就开始轮流在家推磨。这一想，耳边便开始回荡起大石磨与清水、糯米耳鬓厮磨的江南小调，竟是拦也拦不住了。

　　那个除夕，食物隔空厮杀，味蕾悲欣交集，阿城所说的“思乡蛋白酶”渐渐占了上风。至少在食物的战场上，“由来只见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的公式常常会失灵——午夜梦回，从胃酸中浮起，于舌尖上复活的，总是那一碗故乡的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