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作者:花大钱 来源:《读者校园版》

  花大钱,青年作家,1993年12月出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现留学于英国伦敦。代表作有《我和赵四喜的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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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一开学,我就被调到了第一排。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成绩特别好,而是因为空话特别多。

  那时班主任对我说:“把你调到第一排来,看你还怎么影响周围同学学习。”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了前桌,我还能花式转体180度扭着脖子跟后桌讲,还能跨越一整条过道伸着脖子跟邻排讲,当然,讲得最多的还是跟我的新同桌。

  我的新同桌是dota少年刘能能,他因为被老师抓到逃了好几节晚自习去网吧打dota,所以就被无情地“流放”到了第一排。原本为了杜绝早恋,我们班是没有异性同桌组合的。但基于我们俩都是重点监视对象,于是,空话少女和dota少年就这么坐到了一起。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开场很像偶像剧,那你可真是想多了。毕竟有高考把我们保护得如此严实,怎么可能有任何一种爱情能乘虚而入呢?更何况,这世上从来都只有两种高三生活,一种是电视上放的,五颜六色、金光闪闪,还时不时“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页页执着”;另外一种是我们自己的,只是一部没钱加特效的抗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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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非要给这部抗战剧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我想可能是“丑”。

  进入高三之后,我妈就再没让我吃过食堂。你知道的,食堂菜作为中国的第九大菜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取一些蛊惑人心的名字,什么干锅牛肉、小炒鸡块,其实全是清一色的土豆片。我妈怕我营养不良,特意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今天酱肘子,明天炖乳鸽,生怕我到时候考不上清华北大全是因为少吃了今天这一口。那年的妈妈不是妈妈,是个尽职的猪仔饲养员。

  我的体重就是这么“噌噌”涨上来的,但妈妈说:“没关系,上了大学就会瘦的。”这句话的魔力就跟“上了大学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是一样的,平白无故且不负责任地给了我们一些轻巧、邈远又虚无的希望,但真的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忍受眼下被剥夺的生活。

  其实不仅是我,整个高三,周围其他女同学的腿也都越来越粗,好像大家都争着抢着想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支柱。而且大家在其他方面的丑也是无比相似:厚刘海,马尾辫,黑框眼镜,青春痘。

  至于刘能能呢,他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的丑不是憋着一口气式的,而是带着一种悲壮的末日感。每天早上7点早读,他一定分秒不差准点到达教室,坚决不早到一分一秒。开抽屉,扔书包,掏出语文书,翻到第32页。他身手矫捷,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开始读:“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趁老师一个不注意,他已在电光火石之间从课桌里掏出饭团,低头猛吃了一大口。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事我都已经忘了,但刘能能的丑却是那么刻骨铭心、令人难忘。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顶着炸裂的鸡窝头,脸上蒙着一层猪油般的困意,嘴边粘着一颗饭粒子,却还要假装一本正经、云淡风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种专属于高三男生的丑,就如同国旗下的宣誓一样嘹亮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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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不相上下的丑,我们原本就患难与共的革命友谊又多了几分情比金坚的意味。我们会在听写单词和默写古文的时候坦诚相见、互通有无,会在对方被老师突然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在下面小心提醒。我曾经一度以为,刘能能和我可能是铁打的孽缘不锈钢的情。可惜,男人嘛,总是无法从一而终。每次一到考试,他就对我“闭关锁国”。“选择题最后一道选什么?”“我也没做出来。”“我明明看你写了。”“蒙的。”“真的吗?”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啊,全都是泡沫,你所有的承诺,全部都太脆弱。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刘能能。刚进入高三,我们明显就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这股压力不仅来自老师每天一遍遍在你耳边吹响的冲锋号角,还来自每次考试后老师把你叫进小黑屋进行的深入灵魂的交谈,更来自身边同学突然之间的转变。

  渐渐地,我发现,后桌那个曾经每天在课堂上拿着MP4看言情小说看得肝肠寸断、动不动就要对着天空许下1001个愿望的“文艺妹”好像已经很久没看小说了;就连邻排那个品行端正得像是按照《中学生行为规范守则》打造出来的“好人姐”,也不太愿意花很长时间给别人解答难题了。

  这种改变是悄无声息的,表面上波澜不惊,可内里暗潮涌动。大家郑重其事地改变,却又不想让别人察觉到这种改变的痕迹。于是,所有人就这么心照不宣,任由这场带有强大传染性的风潮席卷自己。

  十八九岁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大部分人只是单纯地被人潮裹挟着前进。我们和置身于火车站大厅的旅客根本无甚差别,心里怀揣远方,双脚却因为周遭密不透风而只能缓慢移动,身不由己,但也无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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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无力的感觉在进入高考“倒计时”阶段之后愈发强烈,突然之间,教室的黑板上就凭空多了一块由某保健品赞助的计时牌。每天,我们就像生命垂危的病人一样,一边绝望地屈指数着自己所剩无多的时日,一边心心念念地等待着命运的眷顾和奇迹的降临。

  那时我们每天的作业是一套完整版的语数英以及理综高考模拟试卷,除了作文不用写之外,其他的都要完成。其实,这个作业量也不算太多,如果每天能给我40个小时,我想我肯定也是能做完的。

  无奈,人生并没有那么多如果。于是,我跟刘能能只好每天不停地赶着做雪片一样飞来的试卷。我们在语文课做物理试卷,在英语课做生物作业,可还是做不完。高考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让你时时被一种庞大的自我怀疑笼罩着,不知所措,却又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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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真的好委屈、好心酸,可我的高三就是这样过来的。经常有学弟、学妹问我:“你觉得高考可怕吗?”我都会轻描淡写地回一句“还好吧”。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年夏天,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像雷阵雨般突然蹦出的巨大慌乱,那些像在烈日下奔跑了很久之后的浑身乏力,那些像漫长午睡过后无法消除的恹恹不安。

  有一次晚自习课间,我跟刘能能趴在桌子上休息,他突然偏过头问我:“要是考砸了,你会选择复读吗?”其实在刘能能问我之前,我一直刻意把这个问题屏蔽在脑后,不是没想过,而是不敢去想。“是啊,我会选择复读吗?”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自己在心里暗暗发誓:不复读了,考得再差都不复读了,死都不复读了。

  不想重来一次,不仅仅是因为拖拽不动自己的胆怯,更是因为不想再当一次自私的人。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妈妈在学校外面租的出租屋吃饭,而是先去了办公室找数学老师答疑。等我回去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屋里没开灯,借着幽暗的天光,我看到妈妈竟然坐在饭桌边的藤椅上睡着了,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

  当时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一道在语文课上做过的成语改错题—“每当自己的孩子遇到什么状况,父母们总是首当其冲。”老师在黑板上画了重点并且再三强调,“‘首当其冲’的意思并不是‘第一个冲上前去’,而是‘最先受到伤害’,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病句。”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好像也没有错,我觉得自己正被一种湿漉漉的难过包裹着,整个人都变得很泥泞。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出租屋里没有放电视、电脑一类的东西。所以当我不在时,妈妈只能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待着,只能一个人默默切碎那些漫长的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她该是多无聊啊,无聊到都能随时睡过去,可我竟还一度委屈地以为自己才是那个独自咀嚼了所有沉默的人。

  这种感觉太让人难过了,原来在我浴血奋战的高考路上,父母一直像个卑微稚拙的孩子般跟在身后,捡拾起我所有的苦痛,心甘情愿成为我所有淤塞情绪的出口,成为擦干我眼泪的纸巾。但我想,我再也不要重来一次了,再也不想当一个如此自私的人了。

  说来遗憾,高考的磨炼并没有让我从此改头换面、所向披靡,那些青春片里矫饰出来的热血与感动我也统统没有感受过。如果非要找出这场盛大而荒诞的考试对我而言真正的意义,我想可能是爱吧—它让我深切地领受到了自己在人生的前十几年从未注视过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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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2年到2016年,我的高考已经过去整4年了,那些我曾以为自己会铭记一生的经历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就跟忘记生命中其他平平淡淡的记忆一样。高考留给我的模糊背影也只是在考完最后一门的那个下午,操场上重新穿起裙子的女孩子们流畅的肌肉线条,被抛掷到半空中的数学课本,看起来很像扑棱着翅膀的白鸽。我站在楼道里,从迎面走来的那股兴高采烈的人流中,看到了刘能能。他背着单肩包,换上了少年的面孔,经过我时依旧像往常一样打招呼:“我去网吧了,再见啊。”“嗯,再见。”很快,他又融入了黄昏的背景中,暮色中他的背影有我看不清的怅惘。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失落,哦,原来这就是我想要的自由。

  原来高考过后,只是把原本就该属于我们的生活还给了我们,那些我曾以为熬过高考就能获得的足以照亮我整个生命的自由,也不过就是生命中普普通通的自由。反倒是那些自己曾拼了命想要摆脱的束缚,那些从压顶的乌云间隙偶然泄出的隐秘而微妙的快乐,当我不再常新,它们也不再常有。

  不过,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早已是时过境迁。而我之所以能在这里云淡风轻地谈论高考,也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过去了而已。2012年,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我参加高考。只有那些一步步踏着泥泞走过来的人,才有资格轻轻地吐出一句:“也不过是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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