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从城北走至城南，学习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中。

　　人长高了，可以混迹于同班同学中，但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陌生感和微微的厌恶感。我记得曾用布缠起发育中的胸部，穿贴身的裙子时就可以不必觉得羞耻。

　　但是又要常去理发，去做衣服，那是最难堪的事。在那个年纪忽然被人注视，被人议论身体，在镜前被人推来转去，是对没有什么自信的孩子的折磨。连在陌生人面前走路也让人窘迫，更不要提开口讲话了。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看了会心莞尔，是是是。

　　我的朋友仍然少，有一个，她有个喜气洋洋的名字，叫“福珍”，梳着极长的辫子，大额头，大嗓门。她人好，又爱热闹，和所有男生都是好友，与他们暗恋的女孩子也均是好友，替他们传递字条兼倾听心事。只是放学时便落单了，于是每日黄昏，我与她从城南走回城北，她讲班里各色人等的事给我听，天际每每有橘红色的晚霞。她令我开怀。

　　她最爱说班上叫“侬侬”之类名字的女生，卷发，穿有蝴蝶结的丝质粉红衬衣，上课时会翻窗出去与男生约会。

　　我们撇撇嘴，心里却是羡慕的。

　　我常常对着镜子看很久，用铅笔卷起头发再放下来，觉得那张脸异常平凡，我令她做出喜笑哀哭的表情，静下来却是长久的迷惑。我经常劝说自己，人死之后不会消失，仍可以化为一个婴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那些炊烟、早晨的阳光……它们的存在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但我仍然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每天夜里，躺在厚厚的棉被底下，听风从远处来。我注视着睡在我左侧的奶奶的脸，她在熟睡中微张着嘴，想到她可能有一天会离开，我就悲从中来。十几年来，我仍在一次次梦见我失去了她，然后，在清晨醒来的时候痛哭不止。

　　我经常和奶奶在暖和的下午闲坐着，低头看一会儿书，再抬头像树枝一样把手伸在阳光里。无人的楼上有一扇明亮的窗户，风吹着它的光亮急掠过草地。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还有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个字，好像在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偶然在短波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中广流行网”和“亚洲之声”。天天黄昏时抱住听，三毛去世的消息也是从那里听到的。我还记得申婉在黄家驹去世当天的节目里播放《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也还记得陈凯伦问赵咏华：“你是不是个很需要爱、需要各种爱的女人？”她大笑说是。

　　我也笑。因格外贪恋在电流的噼啪声里有人的声音竟如此温柔，于是我给他们写信，谢谢他们给我安慰。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直到今天。

　　写了两本日记，把抄满格言的那本交给语文老师。

　　在留给自己的那本里很文艺地写：“我渴望待在最静寂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

　　倒确实一直是在最静寂的角落里的。高中时我越发寡言，坐在靠窗的地方，日日看老槐树在暮色的风里，巨大的阴影如痴如醉地摇摆。五月的时候，夜里也看得到满树洁白如雪的花。

　　周末一个人去爬山，在高高的山顶，俯瞰深深的山涧，想象大河曾如何在这荒芜的土地上奔涌。大片云飞过时，大地忽明忽暗。下山的时候，我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滑下结冰的陡坡。

　　在孤独痛苦的青春期，是对音乐和美的敏锐感受缓解了我绝望的情绪。我听罗大佑、黄品源、张镐哲、娃娃、高明骏，几乎每个人的歌都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心灵挣扎。如蛭附骨的孤单，日复一日，毫无希望地噬咬着人。只有这些歌，令一个少年可以有些微奢侈的诗意。

　　高三了，功课压力大，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再那样看书、听音乐了。我已经不大去上课了，一个人走，路太长了。

　　有一天傍晚停电，我翻出旧磁带来听。

　　在黄昏稠紫的暮色里，听郑智化唱：“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

　　我不明所以地浑身颤抖，眼泪炙热地流下面颊。

　　那歌叫作《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人一点一点都散了，旧楼也要拆了，那里铲平后倒真成了一片悬崖。下雨的时候，站在那里，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世界如同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