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生涯

作者:毕飞宇 来源:读者校园版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的那一年,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年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会演。会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意外地发现人的嗓音居然可以这样,拥有不可思议的马力,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蠢蠢欲动了。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所谓琴房,其实就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子,贴墙放着一架钢琴。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我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无“用处”,离“电视选秀”还有漫长的15年呢。她问我“为什么”,她问我“有没有基础”。

  我没有“为什么”。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4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喜欢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做一个乡下孩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的学习欲望过于强烈,你会觉得你是盛夏里的狗舌头,活蹦乱跳,无滋无味,空空荡荡。

  我在音乐方面的“基础”是露天电影留给我的,在八九岁之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关注电影音乐。我不识谱,但是我有很强的背谱能力——电影的主题音乐大多是循环往复的,一场电影看下来,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

  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了我。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每一次我都走调。王老师只能视唱:“1——”这样我就找到了。王学敏老师对我的耳朵极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脸皮实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师没有把我轰出去,也无非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对初学者来说,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它必须借助于腹式呼吸。说出来真是令人绝望,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嚎哭的时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畅通了,腹式呼吸却闭合了。所谓“打开”,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开”,不仅音色变得圆润,音量还可以变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与狗对抗。我们身体的内部隐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让我们自己弄丢了。

  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生理习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一个笨拙的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是的,我早就错过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了,除了耐心,我毫无办法。老实说,作为同事,被另一个同事这样训斥,心理上极其痛苦。我得熬过去。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王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其实是得不到保证的。王老师不允许我这样。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我睡得挺好的。”王老师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谎言毫无意义,因为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吗?不能。因为睡眠,写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的优雅,可文艺了,很有范儿,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其实就是两件事:“咪”,还有“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下来。咪——嘛——;咪、咪、咪,嘛、嘛、嘛;咪——嘛——。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它就是发癔症。

  王学敏老师煞费苦心。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她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倒过来,让我拿着碗往上“拔”。这里头有一种矛盾的、紧张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也跟着变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上扬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老实说,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在“好懂”的范畴之内——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一个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天衣无缝;有时候呢,足以放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呢?用王老师的话说,叫“站不起来”。王老师在琴房里急得团团转。我估计,她用一把斧头把我劈开来的心思都有了。终于有那么一天,在一刹那间,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呢?我有些措手不及。26年前,当我第一次嚎哭的时候,我身体的发音状况就是这样的吗?我不可能记得的。我只是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发明了一种极其亲切的回忆。难怪博尔赫斯说:“不是历史照亮了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是的,历史被照亮了,它是一条不用训练就能“打开”的狗。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前两年还是要打基础。”我一听“前两年”这几个字就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开三四次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递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他妈的,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瘾,你停不下来。我的心想唱,我的身体也想唱。不唱不行的。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不远处宿舍里的人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也受不了一个疯子在深夜的骚扰。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

  事实上,我错了。他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年纪偏大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呀,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吓人的毕老师。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怎么就成“百灵鸟”了?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首代表曲目《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有时候我也唱的。当我铆足了高音唱出“百灵鸟”的时候,嗨,可不是百灵鸟吗?

  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去了《南京日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结束。我去看望我的王老师,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有‘上路’的迹象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参加?”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了,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了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她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2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说到这里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的熬夜,更因为无度的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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