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挂在校门上的女同学
蓝天雨，1994年12月生，青年作家，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散见于《萌芽》《零杂志》等。
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特别，让人看一眼就记住了；他们也说，名字特别的人容易拥有特别的经历，总有一天会搞出个大新闻。
这句预言在我高三那年得到了验证，我成了A市第一个获得某次全国作文比赛一等奖的人，上了报纸、上了电视，名字被印在红色横幅上，在学校正门上挂了足足四个月，一直挂到高考那天。
2012年12月，在大家紧锣密鼓地准备自主招生和第一轮模拟考试时，我收到了写作比赛的入围通知书，要去上海参加复赛。
在此之前，写小说只是我的私事，包括投稿参加比赛，我也没好意思告诉老师和同学。毕竟，在中学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里，写小说和打游戏一样，是不务正业。
我把入围的消息告诉男友冯泽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那是什么？和高考有关系吗？高三的时间很宝贵的。”
冯泽是理科尖子生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高考和数理化竞赛是他的主场。高三寸秒寸金，理科重点班的女生竟然跑去写作文，一定是脑子坏掉了。
然而我还是去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未曾想到，我带回了一等奖的奖杯和名校的敲门砖。在自主招生还没开始的时候，我拿到了S大的一本线录取资格。
只能说我太幸运，大概花完了未来几年的好运气。在这座四线小城市里，每年都有几个凭理科竞赛进名校的，见怪不怪了。而走作文比赛这条路的，在A市，我大概是第一个，颁奖结束的那天晚上，我给冯泽打电话，大概是激动过了头，我抱着电话欢呼雀跃，说我拿了一等奖、我要去S大了。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像個复读机，完全没有注意到电话那头冗长的沉默。
我问他：“我好开心啊，冯泽，你开不开心？”
我不记得冯泽是怎么回答的。或许，他说他为我开心，又或许，他根本没有回答我。
我承认，在某个瞬间，我有过“扬眉吐气”的感觉。
在我的中学时代，理科生们的优越感根深蒂固，而我却一直被评价为“理科班里的文科生”，这并不是什么好评价。
我在高一时班主任就说过：“只有数理化学不下去的人，才选文科。”
我一直觉得班主任这句话站不住脚，我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推翻它，可是，我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硬着头皮选择了我不太擅长的物理和化学，也不知道是为了证明些什么。
然而，每个选择都是有代价的。
S大的一本线录取优惠的附加条件是，两门选修科目都达到A等级。然而，以我的水平，化学能考到B就算是谢天谢地。
高三的鏖战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我不能在三个月把化学提升两个等级，我和S大的缘分就是镜花水月。
《A市晚报》的记者来副校长办公室给我做专访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对我来说真是受宠若惊，始料不及的光环让我有些睁不开眼睛，最开始的喜悦慢慢地变成了心虚——如果我最后没有去S大，会不会很丢脸？
我忽然害怕起来。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又跟记者强调了一遍，我没有被S大录取，只是有一本线录取的优惠政策。
可还没等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小姑娘，你可是尖子班的同学，你上一本线会有问题吗？现在回家睡觉三个月，高考照样达一本线，这不就等于被录取了。”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喉咙却像堵了一块石头，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知道这一点一定要强调清楚。至少，给自己留个台阶下吧。
专访报道占了《A市晚报》整整一个版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意义，对学校和家庭来说是另一种意义。报道被我的爷爷奶奶剪下来加了塑封，他们都高兴坏了，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那轮模考，我的化学连B都未达到。
那天早上，我和冯泽一前一后地往学校走。远远看到学校门口挂了大红色的横幅，喜气洋洋。当我走近了，当即脑子里“嗡”的一下，就像被钉在了原地。
横幅上正是我的名字，祝贺我获得全国作文比赛一等奖。
红底白字，每个字都抵两张脸那么大，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这么刺眼。身边走过几个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对着校门上的横幅指指点点，一个说：“哎，那个作文拿一等奖的人的名字好好听哦。”另一个点头：“对啊，听说已经被S大录取了呢。”
“录取”两个字窜到我的耳朵里，我蒙了。
“谁说我已经被录取的？”
冯泽一脸尴尬，一把拉着我往前走：“哎呀，别较真，你被录取是早晚的事。”
冯泽和她们一样，明明知道“降分优惠”和“提前录取”不是一码事，却一口咬定我去S大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线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可是……
“可是我去不了S大啊！”
我挣开了他，终于说出了我最怕承认的那句话。落得一场空欢喜，这种难堪与失落，我已经在梦境里体会过好几次了。
冯泽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甚至有些不耐烦，就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孩。他困惑的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去不了S大，他不耐烦的是我为什么舍得浪费宝贵的十分钟时间。
如果放在现在，或许我和冯泽都不会这样对待对方。中学时代可爱又可气的人啊，总以为全世界都会理解自己的感受，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合法索取者。
“我是不是没有告诉你，S大录取我的前提是选修等级达到双A——物理和化学都是A。”
“啊？”冯泽愣住了，“双A？你的作文获奖了，也得物理和化学双A？”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荒诞的笑话。
冯泽张了张口，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那你抓紧回去补习化学啊。”
我看着冯泽，满心委屈，快要哭出来——呵，补习化学，我当然知道要补习化学，知道我现在的压力多大吗？就这样安慰我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向他期待什么，或许我期待得太多了。
人本来就是越变越现实，高考倒计时牌加速这种转变。在被白色日光灯和白色试卷活埋的这几个月里，我真切地体会到一种压抑许久的负能量：原来挫败感的解药不是安慰与激励，而是别人的挫败。
包括冯泽在内，许多理科尖子生从自主招生考場铩羽而归。最后，我们班真正拿到了自主招生的优惠的人，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们这些指望一劳永逸的年轻人们，十个有九个是失败的。
到头来，大家还是要一起参加高考。
冯泽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给我辅导物理和化学，再忙再累都抽出半个小时，用半个小时维持着倒数六十天的紧绷空气里的单薄爱情。
我担心的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
事情传着传着就变了模样。报纸标题上的“S大抛出橄榄枝”，变成了别人口中“S大提前录取了她”。
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S大的人了。
“不是录取，是一本线优惠。”
我一次次地强调着，一次比一次无力。
“哎呀，不要谦虚，你考一本线哪里有问题哦，板上钉钉哦。”
这样的恭维听多了，我无言以对，只得默默离开，一头钻进高一的化学课本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份荣誉会令人如此难堪。有时候我想躲起来，然而，许多事情是躲避不开的。
当电视台要来采访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拒绝。我跟班主任说：“最近压力太大，不想接受采访。”
我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但我觉得不会被骂得太惨。那个时候的我，总觉得可以向全世界撒娇，习惯把任性当作可爱。
后来班主任没有骂我，倒是讲了两句安慰话：“这个电视台啊，是直接和校长联系的，我没权做主。这样吧，你别急，我帮你去跟校长说说。你别太有压力。”
轻飘飘的。
我听着，后来我也听懂了。
第二天，电视台的记者准时准点地到了学校，我对着镜头把访谈提纲里准备好的答案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一边背，一边微笑。
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明白，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任性是没用的。
后来，采访节目在电视里播放，又多次重播，还被我爸刻成了光盘。我的爷爷奶奶、七姑八姨，专程坐公交车到高中的校门口，在那个大红色的横幅下面拍照留念。
可能这些记录是他们眼里的骄傲，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教训，都记在心里了。
高三最后的日子里，我整颗心都扑在化学上，也没能将两年的知识弥补回来。
最终，我没能去S大，但努力也不算白费，至少化学达到了B+。
高考发榜那天，我和冯泽分手了。他如愿以偿地考了漂亮的分数。我们的结局不算惨烈，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刻骨铭心，仿佛战友一场，走过高三的起伏跌宕，到此为止了。
写着我名字的横幅早已被摘下，还是想谢谢它，中学时代里最宝贵的一堂课，我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