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一时，受益一生

　　对于教育，英国政治家乔治·萨维尔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教育就是我们被灌输的知识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Educationiswhatremainswhenwehaveforgottenallthatwehavebeentaught.）的确，真正的教育不是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而是受益一生的智慧启发。寒窗苦读十数载，总有那么几次特殊的教育经历令我们感念一生。它或是教会了我们思考的方法，或是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又或是在我们脆弱之时为我们点起希望的火苗……

　　周六上午的博物馆之行

　　——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彭博

　　小时候，每周六上午对我而言仅仅意味着一件事：去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我喜欢科学—现在也是—我不愿待在别的地方。博物馆讲解员会讲两个小时精彩的课，并通过动手实验来演示物理定律。他们还会问我们与博物馆展品有关的问题，孩子们竞相回答每一个问题，以此向人炫耀。参观博物馆的那些经历以独特的方式拓展了我的思维，而这是学校布置给我的作业所做不到的。它们让我学会了聆听、提问、验证和分析，弄清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更好地运作。这种行为方式引领我一路成长，先后成为工程师、科技企业家、慈善家，最后成为一个市长。我猜我之所以如此幸运，就是因为我的孩提时代每个星期六的上午都没有动画片可看。

　　在克罗威尔夫人的图书馆里

　　——作家朱诺特·迪亚兹

　　我记得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不过我又懂什么呢？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在我保留的小学时候的正式照片中没有她的身影，但在我的记忆中，我遇到的第一位图书管理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人女士。她戴着眼镜，对我这个新来的移民极为和蔼。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声音了，但我真切地记得，每次我见到她时，她都会把我叫到她的桌旁，脸上带着近乎诡秘的欣喜神情，递给我一本她为我挑选的书。这些书我都会读完，常常爱不释手。

　　在求学的过程中，你时常会幸运地与一位老师成为朋友，克罗威尔夫人就是我第一个这样的朋友。到二年级时，她开始允许我带走超出规定数量的书。到三年级时，我获准可以进出她的管理员办公室。我喜欢看书，就是受她的熏陶。作为一个新移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我极度渴望了解自己到底身处何地、身为何人。我在书本中寻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在克罗威尔夫人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避风港，第一个真正让我有安全感的地方。如今每当我看见图书馆，内心就油然升起一种幸福的感觉。与博尔赫斯一样，我也愿意把天堂想象成“一座图书馆”，在那儿，没有天使，只有一群非凡的图书管理员。

　　寄宿学校的辛酸往事

　　——作家皮科·艾尔

　　在我曾就读的那所建于15世纪的英国寄宿学校里，是允许年长的男孩欺负年幼的男孩的。而且，每年10月，男生个个都要在下雨天的烂泥地里完成一次8千米越野赛跑，就像马一样。我们用人们已不再使用的语言写诗，每周日晚用拉丁语朗诵《主祷文》。在我此前就读的那所学校，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们就要在冰冷的雨中赛跑，之后才能用早餐，吃的是微微有点儿热气的腌鱼或粥。那时我们9岁，14个人共用一间潮湿的宿舍。我们怀抱泰迪熊，想念着远在香港、内罗毕或（就我而言）加利福尼亚的父母。现在，当我跟朋友们讲起我的学校时光时，这些善意的人总觉得那些回忆让人不寒而栗，但我却因怀念而激动不已。4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这些旧式学校（部分是修道院式管理，但主要是军事化管理）经受严苛训练的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最为有益的影响，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记忆之一。那套体制告诉我们，世道艰难，要想在世间寻求幸福，就要能应变，有决心，能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历经数百年发展而来的道理，它教你如何主宰自己的生活，如何像佛教徒说的那样苦中作乐。

　　但“问”无妨

　　——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丽莎·兰道尔

　　许多闷头读书的女孩都有点害羞，我也一样。有一个现象教授们几乎不会注意到，那就是对女生提出的问题，要是没有哪个男生插上几句，教授们往往都置之不理，而这个男生其实并不知道答案。不过，一位后来成为我导师的教授给我提了一个我有生以来最受用的建议，那就是想说就说，想问就问，不必害怕。于是忽然之间，我发现老师们开始直接与我对话了。事实上我所提的问题通常都恰到好处，我能觉察出抱有同样疑问的其他学生都如释重负，这也让我确信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如今，身为一名教授，我很清楚，不能将课堂看成是一个被动的灌输过程。间或的中断可以集中大家的注意力，启发大家阐述微妙的论点，在科研中甚至还可以引出新的研究方向。积极参与、大胆提问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敏捷。你不这样认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