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战斗:漫威英雄文化史(下)

作者:朱步冲 来源:读者校园版

  动荡年代,英雄乏力

  美国航空航天局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太空竞赛,造就了全球公众对外太空宇宙的兴趣,从而催生了诸如《2001太空漫游奥德赛》之类的电影作品。为了迎合这股对于太空探索的公众热情,漫威也决定组建一批全新的、以遥远星系为舞台的超级英雄。1969年,“银河护卫队”宣告成立,他们和“快银”一起对抗前所未有、近乎神祇的反派“行星吞噬者”,而为了让这些天外来客有朝一日能与地球上的人类超级英雄并肩作战,斯坦 李又为漫威虚拟世界创造了专门应对此类威胁的高科技机密特供机构“神盾局”,此时,漫威漫画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每年6500万册。

  斯坦 李的秘诀是,放任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漫画家发挥他们的天赋,用他们对角色的认同和喜爱而非严格的规章制度,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与效率。“不要管他们在画室里抽了多少烟,喝了多少酒。到了截稿日不交稿,警告;如果漫画不叫好,我自己改,然后解雇他们;如果作品大卖,我就闭嘴,乖乖让这帮后生继续我行我素,然后给他们加薪。”

  当1975年美国在被“水门事件”丑闻纠缠了数年,并最终筋疲力尽地从越南撤军后,70年代后半叶遂被虚无主义所笼罩,漫威引进了刀锋战士—一个非裔美国吸血鬼猎人。而美国队长从北极冰盖下的长眠中醒来,发现物是人非:初恋情人特工佩吉 卡特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昔日战友巴基已经被九头蛇改造为冷血杀手冬兵。在漫画家的笔下,这位超级英雄感到彷徨,被失眠和负罪感紧紧包裹,无数次诅咒自己,“能够拯救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唯独对战友之死无能为力”。这体现了美国整个社会罹患了“越战创伤后遗症”,难以自拔的低落情绪—旧有的爱国主义传统黯淡无光,而美国队长对抗旨在颠覆美国民主政治传统的内部秘密组织“神秘帝国”的经历,则暗示了“水门事件”后,白宫名誉扫地所带来的焦虑和震荡,公众对政府—这个军事工业资本联合体的信任已经降到了谷底。1973年9月,在《神奇蜘蛛侠》第121期中,漫威旗下作家格里 康威构思了一个颠覆性的情节:蜘蛛侠未能从宿敌“绿魔”手中挽救自己的女友格温 史黛西,“这是一个近代超级英雄史上前所未有的挫败,隐含美国已经失去了以往独一无二的能力与自信,而被迫降落到痛苦的现实中”。

  20世纪70年代勃发的女权运动,也给漫威和其他超级英雄漫画制造者以巨大的冲击,女性作者和绘画师,开始进入这一青少年宅男垄断的娱乐工业,进而要求在叙述上,打破女性仅仅作为超级英雄拯救与倾慕对象的单调性:《复仇者联盟》的第一个成员佩吉 卡特,是一名英国空军女军官,当时加入了科学战略军团(神盾局前身),为了对抗与纳粹结盟的邪恶科学组织九头蛇。战后,由于“美国队长”史蒂夫 罗杰斯的失踪,卡特逐渐被美国军方的官僚主义排挤,被迫从事无足轻重的秘书工作,从而迫使她与工业大亨发明家霍华德 史塔克(钢铁侠之父)联手,从事秘密技术情报工作,以防备九头蛇和其他邪恶组织死灰复燃。虽然卡特在漫威作品中仅仅是一个配角,并不具备超能力,但她和“二战”著名招贴海报形象—握拳皱眉的露丝一样,成为早期女权主义觉醒的符号象征。1976年,女作家琳达 菲特和女插画师玛丽 赛弗林为漫威创造了“虎女郎”和“蜘蛛女”。

  困顿与新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与太空探索时代的勃兴,硬派科幻与另类地下漫画也对漫威和DC两大传统巨头构成了全新的挑战,诸如拥有“异形”“星球大战”等漫画版权的“黑马”,以及拥有自己独立漫画工作室的怪才托德 麦克法兰,他们都推出了新作,力图表现在一个未来混乱的技术世界中独往独来、拒绝区分维护正义、反抗或犯罪的反英雄,诸如Barb? Wire与“再生侠”。

  严格来说,托德 麦克法兰不算“漫威人”。1980年夏天,他本来已经获得了西雅图大学的棒球奖学金,并被职棒大联盟西雅图海豚队的球探考察过,然而一次意外的受伤,使得他的棒球职业生涯蒙上了阴影。就在当年的圣地亚哥动漫展上,托德见到了科尔比,立刻毛遂自荐,进入漫威当了一名助理插画师,在他短暂的漫威职业生涯中,他为“神奇蜘蛛侠”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反派人物,包括“沙人”与“毒液”。

  较之麦克法兰,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漫威艺术风格影响更大的,是两位性格同样古怪的天才—弗兰克 米勒和阿兰 摩尔。与日后闻名的大作《罪恶之城》一样,米勒以其独有的粗犷,以黑白两色为主的色调,借鉴电影镜头式样的视角切换、局部特写,以及表现动作轨迹的线条,使得原本已经陷入困顿的《夜魔侠》系列焕发了生机。米勒还为夜魔侠创造了亦敌亦友的恋人—女忍者艾莉卡,并将纽约描绘成一座魅力十足的后现代犯罪都市。而阿兰 摩尔则为漫威带来更多的浪漫主义与后现代叙事风格,他的那部大名鼎鼎的《V字仇杀队》,就是在漫威首发。然而遗憾的是,米勒和摩尔最终都转投了DC,为漫威的老对手贡献了《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守望者》等一系列强大的作品。

  1992年7月16日,漫威宣布在纽交所上市,一月之内,股票价格就从16.5美元飙升至40美元,北美纸质漫画市场每年的销售额度达到6亿美元,全美拥有超过8000家漫画店,漫威推出的热门一线题材漫画单行本的销量可以轻松突破800万册。年底,斯坦 李登上了拉里 金周末脱口秀,当被问道“漫威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轻松主导漫画读者的品位”时,李倨傲地回答:“你可以那么讲,不过我更愿意这样表示:读者需要什么,我们就能给他们什么。”

  然而好景不长,迅速勃发的互动电子娱乐技术取代了毫无交互功能的纸质漫画,成为青少年客厅娱乐的新热点。漫威的另一个敌人则来自大洋彼岸,1987年,弗兰克 米勒将小池一夫的《带子雄狼》、池上辽一的《女超人小舞》搬上了美国漫画周刊,这些硬派风格的作品起先反响一般,被看作是《X战警》和《超级漫画英雄》的仿制品,但很快就在少数硬派极客圈子中开始扩散其影响力—学院中浪游的怪物猎人、忽男忽女的格斗家、将身体改造成机械的雇佣兵、蒸汽机和魔法同时存在的幻想时代……在它们后面支撑的是一种威尔斯和凡尔纳都自叹不如的想象力。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的倒塌将美国公众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乐观情绪打得粉碎。对于漫画迷来说,纽约是X战警和复仇者联盟的基地,也是蝙蝠侠所栖息的高谭市的现实变体,反恐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超级英雄们披挂上阵、重回娱乐大众视野,变成了某种势在必行的事情。2002年,索尼投资拍摄的电影《蜘蛛侠》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彼得 帕克身穿他的红蓝两色制服,蹲坐在飘扬于帝国大厦的星条旗旁,俯瞰整个城市。2008年,由小罗伯特 唐尼出演的第一集《钢铁侠》,就把故事与时俱进地搬到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同样,英雄世界和现实中的西方一样,因全新的敌人而急剧分歧撕裂,2006年出版的《美国队长:内战》,则用“变种超能英雄注册法案”影射“爱国法案”等一系列“9?1”事件后出台的反恐立法,持反对意见的美国队长与抱有赞成态度的钢铁侠托尼 斯塔克反目成仇,各自裹挟支持自己的超能英雄短兵相接—与75年前相同,当现实社会中的危机来临,超级英雄们再次适时出现,在虚拟世界中产生慰藉,尽管坎坷与阵痛不断,但他们的冒险与战斗,与人类心灵中的危机和焦虑一样,永不会停止。

  (灰灰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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