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其实很好玩

　　从她的课堂外走过，总能有些不一样的发现：正在上课的教室里会传出咿咿呀呀唱黄梅戏的声音，抑或是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歌声；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会跟着老师一起哼唱蔡依林的情歌，他们甚至会大声地争论：“早恋是个伪命题，爱情不应该有年龄限制……”这就是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史金霞的课堂。

　　固定灵魂的工作

　　和史金霞一样，作家苏小和也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捏着粉笔头，带着孩子们总结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回想起那段教书经历，苏小和想到了4个字：度日如年。“那么多标准答案，要把孩子们训练成统一的面孔、统一的发型、统一的赞美，还有统一的悲伤。这种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事实上就是从语文课开始的。”苏小和说。

　　对此，史金霞深有同感，她觉得现在很多语文课其实是一项体力劳动，机械地重复、积累，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她理想中的语文课，应该“成为学生的梦想和快乐的期望，成为思考开始的地方，成为心与心融会交流的家园”。

　　原本《西厢记·长亭送别（节选）》只是一段列入考试题目的文章，史金霞的课却将这段折子戏变得有滋有味。上课时，她不仅用上了黄梅戏《西厢记》的选段，还融入了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开》、刘若英的《分开旅行》……听着这些曲子，对照着课文，她带着学生们思考：莺莺是不是在担心张生移情别恋？在不同的时代，女子在爱情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最近，她看中了美国电影《妈妈咪呀》，打算拿来作为热门话题—两性的由头。在她看来，虽然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很八卦的故事”，但“内容非常干净”，适合让孩子们面对这样的话题。

　　“只要把学生的成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考量，不管教什么内容，都会呈现出不拘一格的精彩。”史金霞说。

　　四要、四不要

　　和史金霞一起走在校园里，很难感觉到身边这位是老师，因为时不时会有迎面而来的学生笑着跟她打招呼：“嘿，霞姐！”

　　“我记不住学生的成绩，也从来不去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们写的随笔。”随笔几乎是史金霞的语文课唯一的作业，在这里，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写书评，写影评，甚至记流水账，唯一的要求是真实。

　　随笔里大都是“不能跟父母说的话”—最近喜欢看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暗恋的同学有什么新进展，甚至还有学生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喝酒……”他们把心思一股脑儿写给“霞姐”，而“霞姐”会帮他们出主意，倾听他们的想法。

　　“霞姐”对学生的体谅打动了同为老师的王舒成，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全班同学一起朗读课文时，其中一位同学因为读得很慢，迟迟不能结束，史金霞没有打断他，而是一直等着他，直至这节课接近结束。

　　作为同行，王舒成一方面觉得这节课非常“奢侈”，因为“没有讲什么”，但“细想其效果，则又非常惊人，同学们学到了尊重差异，学到了欣赏和包容，这可能会影响他们一辈子”。

　　为了能够让学生拓宽眼界，她专门给学生们列阅读书目，其中不仅有司马迁的《史记》，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何伟的《寻路中国》、龙应台的《目送》，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

　　史金霞还给自己的阅读课立下了“四要、四不要”的规矩：“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要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有根据的想法，要突现自己独特的智慧，动自己的头脑，而不依赖他人。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老师，尤其是不要试图在我这里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我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

　　在她的推荐下，这些高二的学生开始关注书本以外的大千世界，有人已经开始读哈耶克的著作，也有人在看过《史记》后写下了题为《我们该如何书写“历史”》的随笔。在课堂上，学生们会主动就“毒奶粉”事件展开讨论，在随笔里写下对奥巴马执政理念的看法。

　　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

　　可是，即便在史金霞所在的中学教师的办公室，人们讨论的仍然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分数。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史金霞。在此前任教的民办学校，她曾遇到过一个被班主任批评得直掉泪的女生，被批评的原因是“看杂书”，结果她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推荐给学生的《苏东坡传》。

　　“我不想用野蛮的、愚蠢的手段获取分数，而且，比分数重要的东西多得是。”史金霞说。

　　事实上，在史金霞所负责的班级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并没有受到拖累，因为“好玩”而爱上语文课的学生们常常会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级平均分也曾在高考时拿到第一名。

　　“生活有很多种，既然能够站着把分数拿了，就不必跪着、趴着。”史金霞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最年轻的日子里，能有一个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