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也就是马克龙在2017年4月23日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拔得头筹并将问鼎总统宝座之际，很多人对此欢欣鼓舞，寄希望于他像拿破仑、戴高乐一样带领法国走出危机、实现复兴。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而是认为，一旦当选总统，他非但不能带来法国人所迫切需要的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反而会加速法国的政治衰败。七年后，预感似乎要成为现实。
在2024年6月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政党联盟惨败，得票不及极右派民族团结党的一半。马克龙震怒之余，选举当晚就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在6月30日和7月7日重新选举，意图迫使法国人回归理性、重新让他的政党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事与愿违，法国人并不买账，马克龙的政治豪赌让自己更为被动。他的政党联盟非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反而丧失了相对多数，从2022年的245席大幅萎缩到150席，从第一大党沦落为第二大党。
这次议会选举虽然没有出现很多人担忧的极右取得绝对多数上台执政的局面，但左派和极左联盟新人民阵线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并且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党派获得绝对多数，而极左、中间派、极右三支主要政治力量彼此水火不容、无法通过联合形成绝对多数，结果从选举结束到九月初迟迟无法产生新政府。奥运让马克龙获得喘息之机，但必然要产生的新政府恐怕难以长久，未来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法国很有可能出现政府持续动荡的局面。
马克龙当政七年，确实致力于改革，但收效还不够显著，此外在治安、移民等法国人关心的问题上政绩乏善可陈，结果民望不断下降，而解散议会这一草率的决定把第五共和国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第五共和国宪制的张力
第五共和国宪制的基本宗旨，是诉诸总统的主导性权威克服第三、第四共和国议会制的重大缺陷，也就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所导致的行政权或者说政府的不稳定。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三足鼎立而无任何一党或某个党派联盟占据多数的局面，这一三党政治比第五共和国历史中三度登场的左右共治对宪制的威胁更大。
虽然共治背离了第五共和的初衷——通过总统的支配性权威来形成贯彻这一权威的议会多数和政府，但它至少保证了政府的稳定。目前的三党缠斗既让总统权威扫地，也会使法国因为缺乏稳定的政府而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然而，这一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党政治的局面，也是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其宪制逻辑中的潜在张力的结果。
在大革命以来的主流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中，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是通过议会制或者说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落实的。议会制意味着党派政治，无论是议会代表的选举，还是立法、政府的形成和运转，都离不开政党博弈。大革命以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和政党。第三、第四共和国的议会成为多党政治的舞台。
在戴高乐的构想中，对人民而不对议会负责的总统的巨大威望和权力能够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总统的稳定多数。
另一方面，法国的革命、政治及社会运动传统，塑造了对抗性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文化。法国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很难通过妥协和商议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因此第三特别是第四共和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政府的不稳定。在第四共和国短暂的12年（1946—1958）里，法国前后产生22届政府，其中9届的持续时间少于41天，平均每届政府维持7个月。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分裂的议会主导的共和国常常陷入困境并走向崩溃，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瓦解了第三共和国，而阿尔及利亚危机在1958年终结了第四共和国。
戴高乐经历和见证了第三、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及其遭遇危机时的困境和崩溃，因此构想了总统制，认为新宪法应该赋予总统以支配性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立法机构的权力来高效率地治理国家、应对国家遭遇的急迫挑战。在戴高乐的构想中，对人民而不对议会负责的总统的巨大威望和权力能够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总统的稳定多数，通过这一多数产生的政府会成为贯彻总统意志、治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而非议会制当中政党博弈的手段和筹码。
鉴于总统是第五共和国宪制的拱顶石，总统选举成为最为重要的选举，而它仍然是各政党通过候选人进行的较量，只有得到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才有可能获胜，因此总统制并不能取消戴高乐深恶痛绝的党派政治，只是对其加以转换。由于政党必须通过联合才有可能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各方政治力量为了谋取总统大位和议会多数而进行联合重组，形成了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左右两大阵营。
左右阵营特别是左派在七十年代初步稳定。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党，右派以戴高乐派政党为核心，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17年。两大阵营的形成确实遏制了第三、第四共和国的多党政治的对立和动荡，但并不能消除两者内部、左右两大主要政党内部的多元性。另外，第五共和国宪制中的议会制因素也强化了政党和政党联盟内部的不稳定。政府总理是普选产生的议会中的多数党的领袖，往往成为总统的潜在竞争者和挑战者，也就是说第五共和国存在某种隐性的“双头政治”。法国的总统制是某种半总统制。
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在同一政党和政党联盟中，总统或政党领袖与总理或其他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如蓬皮杜与雅克·沙邦-戴尔马斯、德斯坦与希拉克、密特朗与洛卡、希拉克与巴拉杜尔、希拉克与萨科齐、萨科齐与菲永之间的矛盾尽人皆知，他们的斗争甚至会造成本党或同属的政治阵营的重大失败。譬如，曾经作为德斯坦政府首任总理的希拉克在1981年总统选举中，宁肯让左派密特朗当选，也不支持同属右派的德斯坦；密特朗使用各种手腕阻止曾担任其政府总理的洛卡参加1995年总统选举，不惜造成社会党无法推选出合适候选人的局面。
这些司空见惯的权斗不仅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之间的个人较量，而且是同一阵营的政治力量分化的体现。这一分化折射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的巨大变迁。1968年五月风暴标志法国社会和文化的开放的加速，而七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迫使法国在经济上日渐自由化，这两者的冲击必然在政治上反映出来，无论在左派还是在右派内部都出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保守指的是对各自阵营的正统立场的坚持，这一保守相比于自由化立场又是激进的）的分野。
马克龙自以为得意的是，一旦他构建了中派和极端派对立的政治格局，法国人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派，由此可以确保中派长期掌权。然而，中派抛弃左右的自我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极端化了。
法国政坛曾出现了希拉克和奥朗德打左灯向右转、萨科齐打右灯向左转的现象，总统候选人意图以激进或保守的姿态争取党内和同一阵营内的激进或保守的选民，当选总统后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中左或中右的政治方案进行统治。左右阵营的主导政治力量在经济政策方面达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共识，然而均没能成功地将这一自由主义和各自阵营的激进和保守力量加以有效整合：在左派确立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是社会—自由主义，在右派建立保守自由主义。
2016、2017年，马克龙观察到左右派的主流在新自由主义上的趋近，提出超越左右，聚合左右内部的自由派，与此前的中派加以整合而建立有一定规模的中派政治力量。在右派中，菲永则提出了保守的自由主义方案。遗憾的是，菲永夫人空饷丑闻曝光，菲永在2017年竞选期间始终受到媒体和敌对政治力量的攻击，无法有效展示其方案，保守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严肃辩论未能发生，最终后者取胜。
左右派自由化政治精英的合流，必然在中左和正统左派及极左派、在中右和传统右派及极右派之间制造或强化分裂。中派对各自的左翼和右翼的抛弃，自然导致左右两大政党的瓦解，迫使各自党内的正统派或者陷于孤立，或者倒向极左和极右，结果强化了极左和极右，造成法国政坛的三足鼎立。
马克龙自以为得意的是，一旦他构建了中派和极端派对立的政治格局，法国人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派，由此可以确保中派长期掌权。然而，中派抛弃左右的自我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极端化了。马克龙的中派力量被称为极中派，不无道理。极中派一旦失败，法国人就只能选择极左或极右，而如果极左和极右无法取得多数，就会走向混乱——这就是目前法国的局势。
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
并无任何制度和政治上的迫切性要求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之后解散议会重新选举。2022年以来的议会相对多数的局面无疑让他不满，也确实构成其施政的掣肘，他也一直伺机解散议会重新获得绝对多数。
然而，刚刚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大败之后马上要求法国人改弦更张，这无异于敦促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做出判断之后又立刻认错。马克龙当政以来经常遭受的批评是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此重大的决策似乎是他在爱丽舍宫中和几个亲密顾问做出的，政府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只能被动接受。他本来有三年时间继续推行改革，但现在他甚至没有自主组建政府的余地，在下面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东山再起的前景也颇为黯淡。
如果接下来由左派和极左联盟主导建立政府，马克龙既往七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了。新人民阵线明确表示要废除退休改革，把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最终回到60岁退休制。此外他们要取消马克龙通过的失业保障改革，把最低工资从目前的1400欧元提高到1600欧元，限制基本生活品（食品、能源）的物价，增加公务员工资，增加学校、医院等公共部门的公务员岗位，努力实现学校的完全免费，废除马克龙的移民法，让非法移民中的工作者、学生、就学儿童父母获得合法身份，允许气候原因造成的移民。有经济学者估算，实行这些政策至少需要1000亿欧元，而左派和极左派的一贯策略就是让富人出钱，通过征税进行财富再分配，具体做法就是重新征收被马克龙取消的针对富人的财产团结税，对月收入4000欧元以上者加重税收等等。显然，如果付诸实施，这一方案将在削弱法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同时，制造更为庞大的公共开支和国家债务。
由于其经济和社会方案太过激进，左派不太可能上台执政，但它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在法国依然非常强大，但它指向的不再是某种美德共和国，或者人类和社会的解放，而是个体不断扩展的权利和福利。左派的国家主义与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经济立场上南辕北辙，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分享一种激进的、淡化民族及其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左派以解放被压迫者为宗旨，伴随着八十年代以来所谓第二左派的兴起特别是左派的文化转向，解放的主要对象以个体以及各种少数群体取代了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其目标是获得各种权利。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诠释了这一价值观。开幕式以塞纳河两岸的巴黎为背景，这里集中了法兰西民族遗产的精华、法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庄重的王宫、教堂、学院、法院、图书馆，呈现的是君主、教会、学者、革命、民众塑造的法兰西，其中有光明和正义，也有黑暗和邪恶，都需要严肃对待。然而在开幕式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捧着被革命者砍下的脑袋大唱革命圣歌，有争议的女歌星阿雅中村从维护法语规范性的法兰西学院走出来夹杂着英语和俗语说唱，共和国卫队为之伴奏；在古老的国家图书馆里大秀三人行，变装女王上演最后的晚餐并欣赏赤身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大唱裸体赞歌……看似不经意间，法国的政治、宗教、语言、家庭传统都遭到了解构。马克龙钦点阿雅中村参加开幕式，并以其标志性政治口号为之点赞：“同时（en même temps）。”看来她的节目深得马克龙主义的政治精髓。
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在法国依然非常强大，但它指向的不再是某种美德共和国，或者人类和社会的解放，而是个体不断扩展的权利和福利。
开幕式艺术指导Thomas Jolly在回应争议时说，他无疑冒犯任何人，强调“在法国我们有爱和不爱的权利，有信仰和不信仰的权利，有很多权利”。法国人确实有权利藐视和亵渎神圣并且习惯于这么做，然而把剧院和影院中的艺术行为搬到向全世界直播的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这显然不是Jolly辩解的那样只是表达节日的欢乐和共和国价值观，而是传递一种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
这也是开幕式另一位主要设计者Patrick Boucheron的意图，这位主编《法兰西世界史》、致力于解构法国“民族传奇”的法兰西公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教授，明确表示要通过开幕式提倡“全球杂糅”。他宣称法国应该敞开怀抱欢迎移民。他强调开幕式的宗旨是“巴黎欢迎世界”，声称是在巴黎、在一个城市，而不是在法国举办奥运会。开幕式展示了重建中的巴黎圣母院，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半空中的工地。而这正是Boucheron的意图，他感叹所有巴黎人都惊艳于工地上的巨型吊车的世俗之美，圣母院工地上的噪声和工人的劳作表明巴黎是“一座劳作中的世界城市”，没有提及巴黎圣母院的宗教和文化意义。
在塞纳河上举办开幕式无疑极具创意，其意涵也不能仅仅简化为那几个冒犯性的场景。不过，开幕式设计者可能确实没有想到他们的某些做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纷争，因为巴黎的文化精英生活在自己的气泡里，觉得他们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世界会为他们的表演喝彩。
巴黎主流媒体宣称，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欣赏称赞奥运会开幕式，但笔者看过一些相关报道（包括左翼媒体）下面的读者和观众留言，发现有大量负面意见，视之为巴黎精英的自娱，批评某些场景让法国蒙羞，不少人感慨错失了一个向世界展示法国文化精髓的机会。正如法国学者Chantal Delsol所说，“巴黎是剧院，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开幕式在世界也在法国引发了纷争。文化多元主义背离了法国共和主义传统，加剧了法国的“群岛化”。
第五共和国的政治韧性？
第五共和国当下的困境让我们看到，国家主义和革命的政治文化仍然在塑造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也遭遇了深刻的危机。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法国和欧洲社会的个体化的加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欧洲统一的深化，左右两大政治文化传统均逐步衰落，左右阵营走向分化。
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乌托邦和民族共同体提供的宏大叙事都被祛魅了，而这也造成了政治的祛魅。法国人不再围绕宏大理想进行政治动员和行动，这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虚幻的伟大事业将制造灾难。不过，当法国政治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中围绕人们的生活和福祉展开时，立足于高税收、高福利、高公共支出、高负债的法国社会和经济模式的缺陷一览无遗，因为它造成了企业成本的增加和生产率、竞争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的个体化、族群和文化的多元化也带来治安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
马克龙的极中主义的失败至少有三方面的教训。首先，经济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法国社会的共识，而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并不能让处于衰落危机中的法国人找到价值上的认同和凝聚。
其次，极中主义试图制造中间派的理性和极端派的非理性之间的对立，从而使中间派成为理性的化身并垄断权力。这一谋划只能把政治带入死胡同。被视为法国中间道路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基佐曾指出，只有理性和真理而非民族或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因为没有人不犯错，没有人可以声称完全掌握理性和真理，公共和政治生活只能是不同人、不同群体围绕理性、真理和利益进行辩论、博弈、妥协的过程，而非理性和真理的化身和被排斥的异端之间的绝对对立。
再次，马克龙并不能像他宣称的那样消除左右对立，极中派内部仍然有左右两派，他们在经济、移民等问题上存在着有时很严重的分歧。
极中主义的失败也意味着，法国可能仍然要回到左右的区分中进行政治重组，这是第五共和国的宪制逻辑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左右并不仅仅是两种政治立场，而且是组织现代社会和政治的两种基本世界观。尽管社会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都还没有成为法国左派和右派各自的共识，但很可能只有这两者的确立才能最终帮助法国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克服国家主义和革命传统所塑造的难以为继的社会经济模式，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在通过大革命开启民主进程200年后，多数法国人已经能够接受民主政治的平庸化和程序化，不再寄希望于天选之人，放弃了对主权的抽象统一性和民族的同质性的迷恋。
第五共和国的危机并不预示着它的终结。如果建立新共和国，很多人特别是左派期待重返议会制，那很可能会回到第三、第四共和的动荡局面。如果是更纯粹的总统制，一方面美国式的总统制的运行同样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它不符合法国的共和传统；如果出现总统和议会分属不同阵营的情况，则会产生比目前的半总统制更为尖锐的对抗。
并无最佳政体。第五共和近70年的历史，已经使之将要超越第三共和国，成为大革命以来最为持久的政体。左右共治在最初出现时也被认为是第五共和气数已尽的征兆，但三次共治反而彰显了它的韧性。很多人甚至怀念共治，左右在共治期间的妥协和平衡，被认为比一党主导权力更为民主。
这次三党鼎力也许也能促成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和合作，这也是法国人乐见的。即使无法形成得到议会稳定支持的联合政府，第五共和国也有一些宪制手段授权总统和政府进行统治。戴高乐在最初构想1958年宪法时，首先考虑的是以总统权力节制缺乏稳定议会多数造成的动荡，其次才是如何通过总统权力形成稳定的议会多数。
当然，无论是左右共治还是多党共治，都不利于施政效率，因此应尽量避免并回到戴高乐宪制思想和实践的根本意图。不过，戴高乐的某些构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希望总统选举成为民族与其认可和选择的政治人物的立约行动，但在现实政治中，很难出现像他那样凝聚民族共识的政治人物。
政治领袖都不过是政治党派和力量的代表，在总统第一轮选举中能赢得30%的选票已经非常罕见。总统选举主要是不同政治力量通过正当程序产生国家需要的最高领导人的民主过程。按照熊彼特的理解，民主主要意味着一套人们认可的选拔政治精英的程序。在通过大革命开启民主进程200年后，多数法国人已经能够接受民主政治的平庸化和程序化，不再寄希望于天选之人，放弃了对主权的抽象统一性和民族的同质性的迷恋，接受共和国内在的多元性并努力建构基本共识和共同生活。
然而，政治的扁平化无法平息人们内心中对意义和超越性的渴望。没有远景和未来的当下主义是难以忍受的，因此革命乌托邦梦想和民族伟大的历史想象在法国政治中仍将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