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后，成庆再度入川，看到了和当年迥然不同的景象。
寺庙里肉眼可见年轻人增多，参与佛学分享的受众学历职业背景更现代，没人告诉他们生命该如何安顿。佛学既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一种能嵌入现代社会的认知方法，在“卷不动、躺不平、逃不掉”的当下，这些流传两千年的观念正在切实回应着现代人的心灵追问。
去年开始，成庆成为面向公众的通识课《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的主讲人，但他最初是个本科读电子工程的工科生。从中学关注西方哲学、生命哲学，到辞掉两份工作跨考研究生读政治思想史，再决心从西方思想史转向中国思想史，他一度遭遇强烈精神危机，而后他基本抛掉过去的专业方向，完全投身佛教史，在漫长的上下求索中，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问题的回应：“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作为一个“工科思维”的人，成庆一直想为佛学做一个说明，它不是简单的祈福祭祀，也不是某种需要皈依的神秘之物，而更像一种非常实用的认识论以及实践方法，佛学告诉人类意识背后有某些规律，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实践得到精神的体验确认。
生命意义不是小众的问题，40多年的增长让人们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习以为常，但这种发展的路径能否让我们继续获得幸福跟自由？经济转型的时刻，终极问题一个个都浮上来。
成庆认为现在正处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社会需求转向期。他常常告诉学生未来的两个要点，一是人类会越来越关注精神层面的问题，二是东方文化会再度成为解决人类精神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如果仍然执着过去的认知路径，那么势必会错失自我转化的机会。
身心灵，急切的需求
南风窗：近几年世界和人心都不安宁，大家好像集中开始观照内心。据你的观察，当下社会上较为显著的意义危机是什么样子的？
成庆：意义危机其实一直都有，这不是个新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特例，这种经济全面、快速的发展非常少见，但是生活在这40年中间的人，会觉得这是常态，理所当然认为只要赚更多钱就可以享受现代化的好处和世俗性的幸福，但从宏观的人类文明史角度看，财富短时间积累后，经济的衰退或崩塌势必随之而来，如果一个社会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就会遇到心灵危机。
10多年前我刚工作时满地黄金，工科毕业后很轻松地就到中国电信工作，后来到了上海靠着自学的经济学也很容易进到陆家嘴的报社做财经编辑，就职业发展机遇而言，那是个太幸福的时代，但我在同龄人中像个异类，好像所有人都朝向光明，而我在往黑暗的方向走，人们会觉得赚钱、买房唾手可得，为什么不去走主流道路？
我觉得我自己在没有获得生命意义说明的时候，是很难依靠物质生活就满足那些一般性的人生答案的，但现在反过来一看，发现意义问题的浮现不过迟早而已。这并不说明我更有智慧，而是对人生问题的价值排序有差异。对我而言，意义问题在当初就很明显，迫切地需要解决，而大多数人那时候可能觉得生活、职业问题是更重要的，自然就会屏蔽掉很多内在的问题。
不过，现在大家一股脑儿地思考那么沉重的生命意义问题，反而让我有些不安。关注心灵和精神问题是件好事情，但大家都如此渴望靠一种思想资源、生活方式来去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里面隐藏着另外的危险。
如今很多人遇到心理危机时找不到方向，要么直接跑到医院的精神科去寻求治疗，就如同“宛平南路600号”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梗，要么则把自己交给寺庙、道观或者拿钱去参加各种类型的身心灵课程。但这些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你自己对各种人类文明的思想资源其实缺失大概的判断和了解。
我这些年做佛学通识课程，其实是想让听众冷静理智地了解一下佛学到底在讲什么，以避免本来是想解决问题，却不小心掉入另一个陷阱，比如某些商业化的身心灵产业。因为，探索精神其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精神上的“欺骗”比物质上的“欺诈”更为可怕。
南风窗：你怎么看待成为风潮的身心灵疗愈产业？
成庆：身心灵产业背后的资源其实非常复杂，里面涵括了古印度的瑜伽、灵修方法，也有经过欧美嬉皮士文化和消费主义转化包装后的各种心灵治疗技术。但不管其表现多复杂，最关键的一点是它自称能够提供方法帮助人们安顿身心，让你能够体验某个共同体的安宁气息和氛围，但一旦当你向另外一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寻求精神上的帮助时，却又很容易形成一种本能的精神依附感。
在正统的宗教团体里，其实是有各种方法去抵消这种人格依附性的，比如在佛教经典里，佛陀并不是一个僧团的领袖或是权力的执行者，而只是团体里众多僧侣中的一员。而当今天的精神依赖极端化之后，“身心灵”的实践就可能异化为现代社会里经常看到的各种新兴宗教，正如电影《周处除三害》所演绎的那样，某个精神导师借助类似正统宗教的语言暂时宽慰了你，最终的指向却是“你要依靠我，依靠这个群体”。
正是这个原因，我觉得目前流行的很多身心灵实践的底层逻辑是有误导性的。从佛教的思想来讲，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变化、成住坏空的，你不可能依靠在一个有限的对象上。从佛陀的角度来说，只有当你理解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绝对依靠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才能真正地依靠自己，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都只是辅助和启发，我们最终的心灵安顿跟解脱其实来自你的认知是不是正确。
南风窗：向你寻求帮助、咨询的人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烦恼？
成庆：我在大学这些年教佛学通识课，在跟大学生接触时会感觉到原生家庭的问题相当普遍，其实今天中国社会的全面精神危机来源于过去高速发展的40年里，从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全年龄阶段的认知问题，其背后是在于多元化生命教育的缺失。
今天中国社会的每个年龄阶段其实对于生命理解都有很大的问题，当人们遇到很多世俗层面的问题时，常常不能够自己解决，因为他们会掉在过去习惯的认知轨道上，想象不出其他的方案和可能性，导致每一代人都非常固执地跟另一代人进行交流，形成代际间强烈的价值观反差。
而对于生命教育而言，其实内涵也很简单，也就是人必须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理得到平衡的发展，要不断地接触和感受自然，充分地锻炼和使用身体，随着小孩子的心智成长，在不同的阶段给予相应的心理学、哲学、人文以及宗教的教育。
身心安顿之道
南风窗：佛学理论是怎么给陷入“深度意义危机”的人提供帮助的？
成庆：心理问题，从佛学的角度，来自人类的一种很自然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二元论。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世界分裂为对立的两端进行思考。比如我们对善恶好坏、是非有无，形成了一对一对的概念，仿佛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就是坏。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社交媒体推送负面新闻时，就常常会容易诱发出我们强烈的愤怒感。这种嗔恨心，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正义感，社会需要这样的正义感去矫正善恶。但是在个人精神层面，它会让你陷入一个模式—你会非常渴望这个世界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乃至当现实社会无法满足这种期待时，就会陷入强烈的不安与焦虑。
我们还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相反一类人，他们会躲在“桃花源”里，会把眼中的世界描述得极其美好，以至于赤裸裸的“恶”摆到面前也好像看不到。事实上，社会的恶与苦难明明存在那里，但是我们会依着自己有限的认知将所看到的景象标签化和绝对化，然后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怎样。这就是人的某种思维特质，他会依着心里面所执着的认知去对所处的环境进行绝对化的判断。
但现实社会一定是善恶兼有，而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势必会带来情绪内耗：“这个世界不如我意，明明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该存在，它偏偏就存在……”那么问题是，善恶就是如此地发生了，你就算再强烈地想要扭转它，而在当下却是不可能的。
佛教认为，“恶”的现象背后一定存在很多条件，让它最后显现出“恶”的样子。比如在佛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缘起”。我们想要改良社会，应该是让各种相关的条件慢慢得到改善，社会才会逐渐地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我们看到“恶”的时候，出于正义感的激发，想要它马上消失，想要把“恶”的现象完全清除到视野之外，似乎就觉得问题解决了。这看上去非常有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假如没有真正地改良恶产生的土壤，这些“恶”根本无法消失，反而会让我们更为痛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会认为佛教是非不分或者自我蒙蔽，其实没有正确理解佛教真正要表达什么。因为很多人的意识里，都想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获得一种短平快的结果，这种认知上的误区最后伤害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不安，也让自己长时间陷入对于现实社会的失望之中，也就是所谓的内耗。
南风窗：你说现在我们发现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慢慢改善教育的方法、内容，让社会慢慢改良，不过身陷深度意义危机的人当下就很难过，该怎么办呢？
成庆：或许这需要更多人组织一些日常的形式去进行各种疗愈实践。我前不久去成都，就发现很多人其实自发形成了各种在地群体的分享交流，比如很多人会在一位作家的指导下进行写作，对自己的成长经历进行梳理，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疗愈。还有人会组织各种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或是在游学当中反观自己，去理解世界。这些都是融入日常生命中的自救和疗愈，我觉得需要更多这样的社会参与形态。
但是现况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机制和医疗机制非常呆板、僵化，似乎我们从一个“正常人”到“600号”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要么我们是一个符合主流社会的螺丝钉，要么就只能是被视为精神病人，这难道不残酷吗？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存在更为多元的自组织化的群体，至少可以让人不至于那么极端地，从过去秉持着绩优价值观的亢奋状态，突然一下跌入万劫不复的心理黑洞。
南风窗：在更个人的层面上，尝试最近流行的正念、冥想有效吗？我们怎么认识这些禅修的方法？
成庆：“正念禅修”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前往东南亚的美国人学习南传佛教禅修的方法，然后将这些方法引回美国，到今天成为了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手段。
简单而言，“正念禅修”的核心逻辑是让你用方法让心专注，比如我们的呼吸。现代人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接触的信息过于庞杂，意识高速运转而停不下来，导致信息过载，身心散乱、非常倦怠。所以“正念禅修”首先让你集中注意力，安顿在某个目标上，从而获得一定的专注力。
在专注的基础之上，它还会让你用直觉的方法去觉察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行为，比如喝一杯水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地觉察喝水过程中的动作变化以及水的味道等，从生命中习以为常的细节中来锻炼对世界的感受能力。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由意识驱导的，其实都在“妄想”，常常是还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开始想未来的事情。正念禅修其实告诉你的就是要回到当下，用心的力量觉察很多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下的生活产生厌倦，反而会获得一种很强的安定感。
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活动，常常就是要么想象未来，要么想象过去，但结果反而你永远在否定当下生命的意义。比如现在大家工作很辛苦，觉得这都是无意义的工作，于是心里便想着当赚到这笔钱以后，要以一次旅行作为辛苦工作的回报。拿着想象中的未来可能获得的感官刺激，作为今天劳累的正反馈。
那么正念禅修的训练会让你体验到另外一套逻辑—当你在当下专注去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工作所带来心灵上的苦感其实可能没那么苦，为什么？因为人的很大一部分苦感来自你对当下的逃避和抵触。当你只是考虑在日常中怎么去体验生活、解决问题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苦感，也就不会内耗，就不会把做事的意义完全投射到未来。
当然，要想真正获得效果，需要持续的训练。不过它的确很方便，可以在家里面找一个空间，就像每天锻炼健身一样，可以整理自己的身心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正念禅修的方法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
无常中，向内追逐
南风窗：你2018年谈到在媒体讨论语境里“佛系”也许只是几个月就退潮的热点，不过“佛系”“躺平”思潮在后来这几年里持续深入人心，“佛系”现象是如何流变的？
成庆：我们过去讨论“佛系”，更多是说年轻人仿佛陷入一种价值虚无或者生活无力感当中，但现在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成重新出发寻找新的人生轨道的心理转型过程。
对很多人来讲，“躺平”不是“不干了”，相反现在正是考虑真正未来要做什么的时机。因为值得做的事情已经不能用过去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去衡量，既然都赚不到钱了，那能不能做一件事情让我感受到精神层面的满足，至少让人觉得有意思，有意义？
很多人其实并不适合投身于人们所认为的主流行业的，比如我自己，就一定只是个平庸的附和者，因为那样的工作跟我的天性、价值观、兴趣都不合拍。但很多人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席卷其中时，听到赚钱的种种许诺时，要随自己内心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人生道路其实是很难的，而如今在经济环境变得困难的时候，或许会激发出人的思维变化，会去思考，消费主义价值观一定是正确和值得追求的吗？
南风窗：佛学怎么理解“无常”的概念？
成庆：今天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会确认某一种人的存在的状态是所谓的“成功”，但这样的价值标准一定是偏向于最粗浅的名利、财富欲望层面，如果今天我们被这样的标准绑架，其实是很难应对生命中的起起伏伏的。
“无常”一方面是讲，一切事情都会变化，没有什么能够稳定，但它最终讲的是，我们不能用某种单一的价值观来衡量一个生命存在的价值。
比如说一个人看上去职业普通、没有走遍世界，没有炫目的生活经历，但他内心是安顿、自由的，这是不是另一种幸福？盐谷定好是我喜欢的一位日本摄影家，去日本旅行时我专门跑去他的故居，鸟取县的一个海港小村庄，他的孙子告诉我，盐谷定好基本上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他常常坐在窗边看着外面日本海，用极为敏锐的眼睛去感受家乡的一草一木，却让他成为日本近代摄影重要开创者，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内心中极为深沉的力量。
现代人往往觉得要看到很多东西才能变得阅历丰富、与众不同，但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是不断地探索内心深处，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呈现出内在的丰富性。这几十年来我们向外追逐了太多，今天或许该重新反过来去向内观看，寻找到另外一条精神成长的道路。
现在是精神转型的关键时期
南风窗：你提到最近有项研究显示“年轻人的绝望感在上升”，在2018年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幸福值是很高的，“幸福感在50岁时达到最低点，在30岁和70岁后达到高峰”，即“中年危机”，而今全球年轻人都开始拥有更多的不幸福感。原因目前没有共识，但这名美国研究者认为，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造成的。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大量使用？
成庆：在传统社会，由于信息传播的相对封闭和迟缓，人的欲望被现实压抑，生命的可能性是在慢节奏的过程中渐趋打开的，比如我的成长经历就是是从县城考到省城，然后再去上海读研究生，然后去美国访学等等，每个人成长的阶段都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完成可见的目标。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却把所有的结果一目了然地展现给我们，人们可以快速浏览世界的声色五欲，但却无法真正“获得”，这个时候个人生命的无意义感就会变得特别明显。
过去人类在面对上帝或是神佛时会有某种生命的有限和卑微，但此时人类往往可以从那种伟大的存在形态里吸取生命的力量，因为人类会感到自己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秩序提供支撑。
但今天的互联网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平凡人，“我跟你都是人，为什么你能过我过不了的生活？”这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虚无感和挫败感，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最后只能成为他人生活的旁观者。
现代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正在大量消耗人的生命意志，所以现在的小孩子，也包括年轻人，生命力量很弱。而这种个体的无意义感也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也就是一部分具有较强生命意志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一种偶像的转化，去吸引生命力弱势的人变成他的附庸，把生命的意义投射在他们身上。今天的很多极端追星现象其实背后都有这样的逻辑。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个对象投入了太多狂热的迷恋，以至于丧失了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肯定时，社会就反而会越来越被少数人所操纵。
南风窗：技术发展还带来对工作的焦虑和厌恶，我身边的年轻人一边担心自己被AI取代，一边觉得自己当牛做马了无生趣，“一想还得工作几十年觉得这辈子都完了”。
成庆：这几年有一本畅销书叫《无意义的工作》，认为任何身心劳动的付出都是资本家PUA的结果，但凡从这个角度理解工作，结果当然是无意义，但很多解救自己的可能性其实还是在当下这个结构里面，而不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很多人认为要逃离之后才能解放，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大部分人的自由其实是在当下的结构里完成观念的转化以后才获得的。
我近期的一个思考就是，或许现在是当代中国人精神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人开始认真反思东方思想的特质以及东方的文化认同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或许是某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我遇到了很多体制外的作者在努力做着文化普及和遗产保护的工作，就会觉得很感动。比如最近我在成都认识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萧易，他不在正统学术体制内，但一直研究四川的佛教石窟，出版了好几本书，有很多读者，对四川石窟的普及推广做了很多事情。
就如同我去年在“看理想”上做佛学通识课程一样，受到超出预期的关注，这说明过去人们认为的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今天反而变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只看到社会转型的危机，而是要看到某种可能和希望。
但是最终的问题可能在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人能不能抓住机会，愿不愿意投入足够的精力跟时间在某些重要的思想议题上，我觉得这才是对年轻人最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