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婚姻，至今都是人们心中的典范。只要谈到“灵魂伴侣”“志同道合”“美满婚姻”这些话题 ，就一定离不开周邓夫妇。一代代年轻人在他们的爱情故事中洒下热泪，他们一生中保存下来的74封情书在网络 上一次次引发热烈的讨论。
邓颖超是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描述她的爱情和婚姻的：“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 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 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说这番话时，是1988年的春天，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恩来离开小超已经12年了。邓颖超又一次想起了周恩来 ，想起了他白天在海棠花下散步的背影，想起了他夜晚抬头轻嗅花香的笑容，想起了他们上一次并肩而立一起赏 花的时光……
“一同上断头台”
缘分起于天津。
五四运动后，天津的一场群众大会，爱国学生们聚在一起，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邓颖超也在。参加 这场会议的，还有早在学生当中有名气的周恩来。
邓颖超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周恩来。“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 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 人不错。”
而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第一印象呢？新中国成立10多年后，周恩来说起当年在天津相识的事：那天的邓颖超是第一 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初见之后，他们只是对彼此有印象。真正有接触，是几个月后他们一同创办觉悟社时。不过，此时的接触与爱情 无关。
邓颖超对此有一段回忆：“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 时间也不长。”
觉悟社有规定，成员之间约束自己，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周恩来就秉持“独身主义”，邓颖超也 在目睹觉悟社好友张嗣婧的婚姻不幸后，连在路上碰到花轿都会觉得“这个妇女完了”。
转折反而出现在“异地”之后。
1920年，周恩来去法国留学，时常给觉悟社的同学们寄来明信片，并在信中讨论革命与斗争。邓颖超收到的最多 、最频繁。1983年，邓颖超在天津参观，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就说：“这样的明信片， 我有100多张。”
一次，邓颖超又收到了周恩来的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头像。周恩来还写道：“希望我们两个 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个人，对当时的进步青年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周恩来这次来 信的意思，也就再明显不过了。但邓颖超犯了嘀咕，“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 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
但周恩来是如何看待那位女同学的呢？他后来跟晚辈吐露过心声：“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她不 合适。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 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的。”
周恩来继续勤快地写信、寄明信片。邓颖超对爱情的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是光明正大的事 ，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 ，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 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交往就是这样“真纯善美”的恋爱，他们在信件中谈国家的命运、谈革命工作。两个拥有共同 理想的青年在追求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深深相爱了。
1925年8月7日，21岁的邓颖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广州码头。组织安排她到广州，一方面是对她的保护，因为在天 津，她已经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而广州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进步思潮涌动，适合她去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回国了，已经于1924年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到广州工作。
这对革命恋人，终于见面了。他们决定办一件大事：结婚。时间就在第二天，1925年8月8日。地点则在广州一家 太平馆西餐厅。没有婚礼，没有仪式，只有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出面，为一对新人请客祝贺，来宾有陈延 年、恽代英以及李富春、蔡畅夫妇等，国民党方面来了邓演达、张治中等人。新娘子邓颖超不拘小节，在张治中 的鼓动下，她站上了高高的板凳，将爱意宣之于口：“把我们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
至今，太平馆西餐厅的墙上还挂着周邓夫妇的结婚照。餐厅里人来人往，人们看着照片，总是谈起这段爱情佳话 ……
“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
婚后，邓颖超与周恩来搬到文德东路一间约 10 平方米的房间里居住。一张写字台，几把靠背椅，一只藤书架， 还有几把藤椅和圆木凳子，这个不大却温馨的地方就是他们最初的家。
新婚生活并不像寻常夫妻那样拥有花前月下，而是异常忙碌。邓颖超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把在 天津开展妇女工作的经验带到广州，组织起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周恩来经常一早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 校，晚上再乘船返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者向干部讲课、作报告。40多年后，邓颖超回到广州时，曾深 情地回忆那段新婚岁月：“我和恩来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来这里开会，那时，毛主席也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研究 问题。有时一直开到十一二点。”
婚后生活还聚少离多。1926 年冬，周恩来去了上海。这时，邓颖超已经怀有身孕。周恩来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到 次年的3月都没能回来。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那天，邓颖超正在广州的医院 里经历着痛苦的难产。三天三夜，医生用尽了办法，还是没能留下孩子。
4月，白色恐怖席卷广州，国民党右派大肆搜查、抓捕、暗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家被查封了 。在党组织的帮助之下，刚刚挨过了难产的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冒险出逃，于5月1日辗转到达上海，终于寻到周 恩来。
5月下旬，周恩来又受命前往武汉。虽然，邓颖超也于6月抵达武汉工作，但紧接着到了7月间，周恩来又秘密前往 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策划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他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 ，去干啥，待多久，什么都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 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作为同志还是夫妇，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邓颖超曾回忆说。
在每个生离死别的时刻，邓颖超与周恩来之间的相互惦记格外动人。
南昌起义失败后，撤退途中，周恩来高烧到40摄氏度，神志昏迷，被护送到香港治疗。他从昏迷中醒来，向身边 护理的女同志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确定邓颖超已经“到上海了”，他才安心。
第二年，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大连码头遇险，日本水上警察厅要带走周恩来，邓颖超立 即表示要一起去。周恩来不同意，因为吉凶难测。他发了脾气：“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
1934年，长征途中，他们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只有两三次短暂相聚。先是邓颖超因为肺病加重、大口咳血， 周恩来便将她接到自己的住处照顾。可邓颖超病还没好，周恩来又确诊肝脓肿，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来控制炎症 发展。邓颖超便拖着病体，日日夜夜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幸运的是，他们都熬过了这一劫，患难夫妻又各自踏上 了通往草地的艰难征途。
对邓颖超而言，这许许多多个聚少离多、危险难测的日子，就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面对这些，她与周恩来始终 有着无需言说的默契：在失去孩子时，他们来不及悲痛；在重病、重伤时，他们最挂念的都是对方；而每一次从 生死边缘线上回来，又不约而同地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共同的革命事业当中去……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
1949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4年后，新中国成立了。11月，他们搬进了中南海西北端的院落西花厅。这时的他 们终于不再动荡奔走，有了安稳的家，虽然还是聚少离多，但少了些九死一生，多了些温柔缱绻。
1954年5月4日，西花厅的院子里，海棠花开得正盛。
邓颖超看着满树的花，想起与自己相隔万里的周恩来。4月中下旬的时候，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 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去了快一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来。
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通信的习惯，信里不只谈革命，也谈对彼此的想念和关怀。1942年7月3日，周恩来因得 了小肠疝气住了院，虽然邓颖超每隔一天就去医院看望一次，但他还是忍不住给“小超”写信：“昨天你们走后 ，朦胧睡去，醒来已近黄昏……天气虽热，尚能静心。望你珍摄，吻你万千！”7月7日，收到来信的“颖妹”则 回复道：“白药已搽了么？是否还分一点留用？我拟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药给他。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看着这些周恩来最爱的海棠花，邓颖超决定挑选一些，随信给他寄去。她在信里写道：“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 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深夜4时，周恩来在日内瓦忙完了工作，提笔给小超回信，他已经有些累了，但还是想抓紧时间写，这 样才能赶在明日信使出发时寄出。他写道：“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随 信一同寄给小超的，还有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亲眼见证过这些温情时刻的人，大多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秘书赵炜亲眼见证，这些传达两地相思的花和叶，被 邓颖超精心保存下来，还找了一个镜框装裱起来。
赵炜还见证过他们的一次亲吻。
邓颖超有一个习惯，周恩来回来的时候，她都在门口等候。1969年的一天，周恩来刚刚结束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 逝世的吊唁，应该马上就能回家了。这趟行程，邓颖超的心中一直都很忐忑，因为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战火之中， 她担心周恩来的安危。因此，收到周恩来那天要回来的消息，她早早地等在了客厅门前。
赵炜等工作人员见状，也在旁边站着。赵炜回忆，周恩来一进门，邓颖超就走上前对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 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子拥抱，你跟我也拥抱拥抱，好久都没拥抱了！”听到这句话，周恩来非常自然地把邓颖 超搂入怀里，还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大家都笑了。“我记得有一名护士，还羞羞答答，扭头不敢看。” 赵炜笑着回忆道。
这些深情的瞬间还有许多。周恩来工作晚归的深夜，为了不打扰邓颖超，选择走西花厅那条“周恩来小道”；邓 颖超给周恩来量身定做了一个可以在床上办公的小桌子；还有提醒“恩来的眼睛离开文件几秒钟就是休息”的热 毛巾……很多年过去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每每提起这个地方，总会说一句：“西花厅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
自从那次难产之后，邓颖超没能再生育孩子。但在西花厅这个大家庭，时常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邓颖超喜爱孩 子，是许多孩子们的邓妈妈，她给予孩子们精心教导、关怀培养。而这些孩子们的到来，也给周邓夫妇增添了许 多幸福时刻。
周秉德是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孩子之一。她12岁时就搬进了西花厅，一住就是10余年。在周秉德看来，邓颖超是 严格的长者，也是慈祥的七妈。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在前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伯母邓颖超时的情景：“ 刚开始我站得比较靠后，不太敢靠近，但我伯母一眼就看到我了。她脸上的笑容绽开了，眼睛也亮了起来。她还 拉住我的手，问：‘这是秉德吧？’”
见到伯母如此和蔼可亲，周秉德也不拘束了，按着天津人的习惯叫了一声“大娘好”。邓颖超听了，把周秉德揽 到身边：“就叫我七妈吧！好吗？”车站人声喧哗，周秉德将“七妈”听成了“亲妈”，一叫就是好多年。直到 后来与邓颖超的一次通信中，这个“乌龙”才被解开。
其实，称呼并不重要。对于周秉德来说，七妈就是她的亲人。周秉德说：“伯伯和七妈一直把我们看作家人，我 们也把西花厅当作自己的家。在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的关心，那种具体和周到， 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一些找上门来 的周家亲属，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在周秉德看来，“伯母主动承担家庭琐事，是为伯伯 消除后顾之忧，保证他能有更多精力用在工作上。”
这种“具体和周到”可以从周秉德的母亲保留的邓颖超于20世纪50年代写给她的短笺中体会一二：“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惦念着！”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105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了！”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于周家亲属，邓颖超表露出来的关心不是张扬的、一时的，而是默默的、持续的。1991 年3月，邓颖超的身体已很虚弱了，平时活动就坐轮椅。周秉德常常去医院看望她，偶然的一次，周秉德又发现了 七妈默默关心她的“蛛丝马迹”。“我推着轮椅上的七妈四处走走，帮助她放松心情，走到她书桌附近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张《华声报》。”这正是周秉德当时所在单位出版的报纸。
如今，周秉德也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可当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脸上流露出的是小女 孩一般的雀跃神态：“我马上就给拍下来了，看来七妈还是很关注我的，心里还是有我的。” 邓颖超发自内心地喜爱孩子们，并不限于周家孩子。她与周恩来一致认为，“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烈士曹渊之子曹云屏曾回忆道：“周伯伯、邓妈妈关心的我们这样的‘小鬼’多着呢！我们在周伯伯家里，常常 碰见一些不相识的‘小鬼’，同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叙谈。”其中就包括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孙炳文的女儿孙 维世等，他们都是邓颖超与周恩来关怀过的烈士后代。
1962年，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过早去世了，撇下了周同山兄妹五人。1964 年 8 月，邓颖超第一次见到这五兄妹 ，亲切地问：“你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20多年后的1986 年，邓颖超仍然记挂着兄妹五人，又给他们写 了信：“知道你们已长大成人，我为你们高兴。看到你们的信和照片也想见你们。”1988 年中秋节，邓颖超又把 兄妹五人叫到中南海共度中秋佳节：“昨天天气不好，我可担心了，真怕下雨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爱吃枣泥 月饼，所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们准备了枣泥月饼。”
周家晚辈、烈士子女、普通孤儿、工作人员们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在西花厅成长成材，也亲眼见证了“邓妈妈 ”与“周伯伯”的一个个珍贵的温情时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工作都由周恩来主管。“他经常一连工作十 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还没时间吃饭。工作人员去提醒，他不理会。”周秉德说。 为了能使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有稍多一点睡眠时间，邓颖超就想出各种办法。比如派当时年仅5岁的周秉宜“出马” ，周秉德回忆：“她年纪小，像只小猫一样没一点声音，走进办公室，拉着伯伯就使劲往外走。”这样，周恩来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七妈这才能够放心些。”
在周恩来难得的睡眠时间，邓颖超为避免他受到干扰，又想了一个办法。周秉德说：“七妈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小 木牌，上面写着‘安静’两个字。没有这个牌子，我们就可以正常地说话、走路；有这个牌子，我们马上就收敛 起来。我们知道这是伯母提醒我们：伯伯正在休息。”
1950年8月8日，是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来到西花厅，特地带来了几朵大红花，兴高采烈地 宣布：“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她边说边把两朵大红花分别佩戴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外衣上，又 让小卫士们簇拥着他们到庭院中拍照留念。那天，邓颖超很高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今天倒 戴了大红花，像个结婚的样子。”
“我的骨灰也用这个骨灰盒”
与西花厅相关的记忆当中，除了温情的瞬间，周秉德也时常想起那些悲痛的时刻。1976年1月9日清晨，正在出差 的她从广播里听到了伯伯去世的噩耗，立马买票赶回北京，戴着黑纱赶到了西花厅。周秉德原以为，伯母会躺在 床上哭成个泪人，没想到的是，“她站在客厅等我，我抱着她痛哭不已，她却安慰我说：‘秉德啊，要坚强啊， 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直到1月11日，她才看到七妈泣不成声。那一天，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也是邓颖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遗 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秉德站在七妈身旁，看到一直坚强的她一下子扑到棺木的玻璃罩上，用悲伤不舍的声 音说：“恩来，我们永别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啊！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孤独了很多，周秉德常去西花厅看望她。那时，邓颖超也在和疾病作斗争。周秉德听她 说过：“我身体有多种慢性病，我在苦斗，苦熬。”
1978年7月，邓颖超写给党中央一封信，将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她说：“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 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布我的这 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4年后，邓颖超经过慎重考虑，在那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增补了遗嘱内容：房屋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做 故居和纪念之用；对于亲属、侄儿女辈不要给予任何照顾安排等。
她还声明：“这是周恩来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
一开始，赵炜对邓颖超早早写遗书这件事很不解，但邓颖超说：“我趁着头脑清楚，手还不抖的时候写出来，我 没什么值钱的，但是总归是我的遗物。总理的都处理完了，我要把我这些都交代清楚，也是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 。”
1982年11月，邓颖超还给身边工作人员写下身后需托付同志们做的几件事。其中提到：“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 党费。”她还将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收了起来，每隔一段时间，让工作人员拿出来晒一晒，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 ：“等我走了，我的骨灰也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为国家节约钱。”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走完了自己的八十八载人生。工作人员根据遗嘱一一为她处理身后事。她剩下的工资和买 的国债加起来共计1.1万元，全部上交作为党费；她的骨灰装进周恩来当年的骨灰盒中，送回他们投身革命、相识 相恋的天津，和周恩来一样撒向海河……
尽管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看到那段纪录片，看到他们的骨灰隔着 16年的光阴，一样撒向海河时，我们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惟愿这对志同道合、情深意笃的革命夫妻，实现了另 一种意义上的重逢，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