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童年的草帽

作者:王璐琪 来源:《读者校园版》

  王璐琪,“90后”作家,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自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水仙们》《藏獒多吉》《爱让时间都苍老》等。

  18岁那年,我背井离乡,来到北京,面对车水马龙的闹市,身边只有一个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所有,我用一只手就能拎起。

  新生活触手可及,但我心中并无太多兴奋,更多的是畏惧和恐慌,心中隐隐有一丝不甚明朗的希冀。

  到北京后不久,我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它身上全是癣,窝在河边,被一群小男孩欺负。

  我把它带回家,治好了它的病,从此我有了个伴。每天下班后,它就蹲在桌子上,看我吃简易的晚餐,喉咙里呼噜着。

  它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觉得我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来这里通通无所谓的朋友。

  那段日子我格外想家,我的外公外婆的家。

  我特别喜欢晚上去护城河边坐坐,那里的风有一股槐花的青涩香气,像我小时候吹过的那阵。

  外公用木板车拉着我赶路,路两边是玉米地,脚边躺着我黑白花的小猫,车后面颠颠跑着身材健壮的大黑狗。我们要去地里摘最新鲜的菜,拿回去让外婆做午饭。小巧的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旋律抒情的英文歌曲。因为怕我热,外公把他的手编草帽戴在我的头上。

  忽然,风一吹,轻盈的草帽飞到了天上。

  我丢失了这顶草帽,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都没能捡回来。

  相较于苦和累,不被理解与孤独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格外想家的时候,就发条短信,往往写下一行字,又删除。

  不管怎样,我一个人的冒险开始了。

  我是个经常与母亲吵架的人,从小到大,我和母亲的意见基本从来没有统一过。她是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他们那代人小心翼翼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她是怎么都看不上的。

  在她看来,我不读书去工作的行径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她哭过,也暴怒过,刚开始我与她争执,但后来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固执得犹如岩石一样的表情,心里很難过,便把很多话咽了回去。

  因为我发现,我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从小时候选择学艺术的时候起我就错了,其中花销不是我的家庭能负担得起的,也不是轻如蝉翼的“梦想”二字能背负得动的。

  我知道,他们砸锅卖铁也会供我读完,但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们的付出,然后拿一张什么也无法保证的学位证书给他们,或者说“骗”他们。

  “与其当一个末流的画手,不如不做画家。”与母亲争吵的时候,我说。

  她不能理解,在她所处的年代,想读大学很难,在她看来,我就像是一个拥有珍宝却置若罔闻的盲人。

  然后,我和母亲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冷战。

  很多次她试探着给我打电话,我知道那是试探性质的,因为语气很不好,于是我也堵她回去,战争周而复始。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佩服她的,因为她是生活的强者,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劳苦、委屈、不满、汗水等一切她都能生咽下去,笑脸迎人,同时,她也是压抑的,长年照顾我生病的父亲,这令她身心疲惫不堪,且在对待很多感性的问题时坚硬得犹如磐石。

  生活把她变成这个样子,我心疼她,可是她却不知道。因为对心疼的定义不一样,她觉得我怎么着也应该读完大学,我不读完,就是不心疼她。

  那5年我频频做梦,梦到老家以及小时候的一段记忆。

  在我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讨生活,跟着朋友去遥远的南方打工,于是我被送到外婆家。

  外婆家很好,舅舅和外公对我也很好,可我还是思念母亲,闹着要回家找妈妈。外婆被我闹得没辙了,用木板车拉着我回家,可是一回家,看到母亲不在家,我又哭闹着要回去。

  至今仍记得那个场面,外婆拉着车,我们走了近十里路,就着暮色来到家门前,外婆给我整理好头发和衣服,那时候我有撕咬嘴上干皮的毛病,她嘱咐我说:“见了人不要撕嘴皮,都撕流血了。”说毕,她给我郑重其事地抹抹嘴。

  然而敲开门,母亲不在家,父亲在看电视,屋内漆黑,灶台冰冷。

  “妈妈没回来呢。”外婆说。

  幼年的我不明白没回来是什么意思,总觉得今天不回来,那明天一定会回来,于是第二天又吵着要回家找妈妈。周而复始,外婆很有耐心,我也一次次发现,母亲真的不在家。

  睡觉前,我问外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外婆睡眼蒙眬地说:“她明天就能回来了。”

  然而明日复明日,明日待几何,妈妈始终没回来。

  慢慢地我已经习惯了她不在身边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在田地里捉蚂蚱的我说,母亲回来了。

  然后我从草丛里站起来,真的就在前方看到了母亲,我们中间隔了好大一片麦田。

  我哭着跑过去,跑掉了一只鞋,没心思去捡,赤着脚就跑过去,摔了好几次,浑身脏兮兮的,捉住她,像只邋遢猴子般挂在她的身上不放,好像她是一只风筝,松了手就会不见了。

  后来,母亲说她不过去了几个月而已,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却很长。

  小时候很短的距离都觉得长,时间过得也很慢,她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我只能在家等,所以时间格外漫长。

  我长大后,重演了这一幕。不过这次出走的是我。

  有一次我们视频,我发现她的头发颜色呈现一种奇异的胡萝卜颜色,就问怎么了。她说是因为头发几乎全白了,以前染栗棕色的头发,因为还有黑色,所以看上去很和谐,现在洗几次颜色就会变浅。

  “很明显吗?”她很紧张的样子,借用摄像头当镜子,贴得十分近,左右照着,“很明显?那我下次换个颜色。”

  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心中某个地方正在缓缓塌陷。

  我采访过一个老编辑,她与母亲间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夸张,两个人每次问好都要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老编辑开始大声赞美她的母亲:“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

  编辑见我面带不解,特意解释了一下,她母亲有老年痴呆症,什么都记不住,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但是记得住“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这句话,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这么问她:“妈妈美不美?”

  这时,还是小女孩的编辑就会格外夸张地说:“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

  “然后我每次这么一说,她就知道我是她闺女了。”老编辑说。

  时间回溯,在我们还是一个人体细胞的时候,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母亲用血液把我们养大,待我们出生后,成为一个新的个体,却逐渐遗忘了母体。

  这残忍的自然规律。

  采访结束后,我坐着几乎空无一人的地铁回家,移动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首英文歌曲,旋律响起,如同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这是我小时候曾在外公的收音机里听过的那首——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一曲结束,我已经忘却自己身在何处。

  一对母女准备下车,女孩遗忘了她的小草帽,我正要提醒她,她们却下车了。

  我走过去,捡起那顶草帽,草帽小小的,上面缀着一朵不会凋谢的绢花,那是一朵紫色的鸢尾花。

  “妈妈只有那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但我们已经失去

  没有人再能找到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