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作者:闫红 来源:读者校园版

  高考季,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的队伍展开较量;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2000元一晚上;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的休息,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某县城,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烧天价香……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恐惧。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在离它一步之遥时,我逃开了。

  起初,是在物理课上,我和老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龃龉,下课时我就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这是1994年年初,我读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我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的一个举动。

  从进入高中起,我就不太清楚我坐在教室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的帮助想方设法进入某所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后,继续混惨白的、没有边际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啊:阅读、写作、去淮北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就想好了要当一名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任凭命运将我推动?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而是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教师阅览室看书——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学的附中读的,阅览室就在教室楼上,工作人员跟我们上下一个楼梯,彼此都已面熟。

  记不清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当小城里飘起第一场雪时,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去阅览室,道路都变得泥泞。就在那时,我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在某个夜晚,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激烈,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我现在的情况,不宜于再回学校。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老爸工资一个月500多元,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20年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又说:“你现在年龄还太小,在家里写作不现实,你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你觉得中学的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渠道。”

  于是,我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一张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一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生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在他心中我如此勇敢,大约与我的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我已经联系过了,像你这样的,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小城去上海的火车票基本上买不到,正好邻居叔叔的单位有一辆车去蚌埠。我爸觉得从蚌埠转车更方便,那里毕竟是交通枢纽,有T字头的快车。

  没想到我坐不惯小轿车,一出城就吐得天昏地暗,只好下车,在路边等大巴。终于等到一辆,到了蚌埠火车站,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坐票早就卖完了,我爸买了两张站票,我们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啊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我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踩实,更要命的是,随时都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座椅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一只蝙蝠似的。”

  “无立足之境,方是干净”,重心在两脚之间不停置换的同时,我爸已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和理想来。乐观如他,认为进入复旦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从此,我要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汲取更多更有用的知识,开始崭新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上海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我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去。

  那天晚上,对着窗外的晚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尚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一个预备状态;现在,在复旦大学,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闯出一番天地,于穷途之中开辟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自己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似的,目标明确地忙碌着自己的那点儿事。因此,我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大学的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现代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我蜻蜓点水般地一一试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而是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还有郜元宝、李振声、陈思和等先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各有建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订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而在上课之外,我亦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引荐下,走进自称为“活着的纪念碑”的贾植芳先生的家门,听他和在他家邂逅的读书人聊聊关于文学和文人的那些事。

  归来之后,总是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和书店里找相关内容的书,把头发扎成一把,顶在头上,穿着拖鞋,在自修室读到深夜。

  但人毕竟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虽然我已经在《萌芽》《散文》《随笔》上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一位作家。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写散文就能吃上饭的,虽然我爸说可以养活我20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个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烤好一炉面包,香气炸开,蓬勃得像若有若无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那个终极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披身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已,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状态的文章。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但同时我仍然在写作,并投向报纸杂志。上帝保佑,写作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生活似乎从此走上正轨,也不尽然,毕竟别人都持本科学历。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心被辞退。那时是冬天,寒风萧瑟,落叶在脚下翻卷,我走在街上,看到旁边小店里挂出招工启事,写着“月薪500元”。我就想,要是我失业了,能到这里当名售货员吗?就算人家收我,那点工资也只够交房租而已,我这样一步步走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一名售货员吗?那时,我恨自己放弃了高考。

  请原谅我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想法。我知道有人会说:“当售货员和当所谓的作家没什么区别。”相对这种过于高大上的理论家,我更愿意理解当年那个20多岁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让这种惶恐跟随着自己好几年,也太过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了领导和读者的认可,我还是能感觉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想,别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吧。犹如带病生存,我带着这种惶恐生活了好几年,直到2004年前后,我在天涯社区上写的一组文章引起了一点反响,接着,出书、写专栏、获奖……我还没有成为我理想中的那种作家,却靠着写作,给自己赢得了一点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我30岁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而到了现在,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挺好。

  我退学,是在1994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我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实挺胆小,挺追求安稳,所以我多次深深地后悔过。即使在20多年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逃开高考,而是在逃开之后,没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彻底跟那个主流路线分道扬镳。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害怕没工作,假如我就按照我爸规划的那样困窘而自由地开始我的写作,假如我无视别人异样的目光,专心于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敢说,我也不会像当时以为的那样穷困潦倒,没准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不管你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别犹豫着老想折回。我怀疑大多数人是被自己吓住了,因为不必要的隐忧,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然也许普遍能过得好一点。

  有一年,“纵贯线”组合(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主唱)全球巡演,来到本地。我买了票,坐在体育馆高高的看台上,看那4个男人兴高采烈地出场,听他们唱:

  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儿/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儿/

  运命哎呀/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这歌词像暴雨,兜头而下,粗暴地敲打着我的神经。它的名字叫《出发》,看上去是一般的歌词,但从出生起,有谁不是行走在路上?哪有绝对的安全?哪有绝对的不安全?不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路在哪儿并不重要,因为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当然,对我而言更幸运的一点是,有一位尊重子女的选择并帮助子女成就梦想的父亲。

  (王文华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5年第5期,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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