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作者:麦家 来源:读者校园版

  1964年1月5日

  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的名字叫蒋家门口。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建筑的3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仿造这栋来自上海滩的3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那也是一栋3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粹出于审美需要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3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家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奇怪的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建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在10年后的1982年,我们家又建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经久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寂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圣殿的门。

  两个重要时间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日至12日,二是1981年7月7日至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极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貌不礼貌等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不错,小学5年,我当了3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因为自卑,做什么都礼让三分,当忍则忍,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命运的是邓小平。到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那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两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上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为我们造了新屋。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大通话。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和运气。云云。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从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愤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甲乙两个班共98名同学,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5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愤读书,我虽然也发愤,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3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不多,属于险胜。尽管如此,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毒的说法,说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3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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